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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阎连科小说的陌生化叙事(二):结构的逆反,“索源体”和“絮言体”

二、结构的逆反:“索源体”和“絮言体”

什克洛夫斯基在 1916 年出版的文章《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强调:“艺术的目的是表达人们在感知事物而不是认知事物时的感受。艺术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知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把时间拉长。”陌生化的实质是要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在文学创作中,通过陌生化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使原本司空见惯的故事获得新的活力,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增加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蕴。

阎连科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令读者感到陌生、偏离常规的叙事艺术,对传统叙事模式进行解构和创造,将人们所熟悉的事物陌生化。阎连科在其小说中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小说叙述结构的探索与创新,如《日光流年》的“索源体”,《受活》的“絮言体”等。它们是阎连科对于传统叙事结构的逆反与冲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结构形式,为小说形式的创新做出了大胆尝试并提供了独特的借鉴。

(一)《日光流年》:“索源体”

《日光流年》是一部关于死亡和恐惧的故事,是一部三姓村人集体反抗死亡却最终挣脱不了死亡的苦难史。除了令人震撼的小说故事外,《日光流年》的文体结构也是评论家热议的话题。时间,是《日光流年》结构的关键,它既是小说叙述的具体内容,也是结构的重要元素。时间倒逆的叙事方式是其最独特的叙事结构。《日光流年》完全颠倒时间顺序,先写最后的结局,然后依次逐步回溯过去直至最初降临到世界的事情。第一卷《注释天意》讲述了中年司马蓝即将面对死亡,为了生存带领全村人凿灵隐渠饮水,采取一切措施反抗喉堵症但最终失败的过程;第二卷《落叶与时间》讲述司马蓝当上村长后的奋斗经历;第三卷《褐黄民谣》叙说青年司马蓝为了当上村长的努力过程;第四卷《奶与蜜》退回到司马蓝的少年经历,成为同龄人的领袖;第五卷《家园诗》则回溯到司马蓝的童年生活和他从母亲子宫里的出生过程。

王一川将这种时间倒逆的叙事方式命名为“索源体”——所谓索源体,就是指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地倒叙故事直到显示其原初状况的文体。①“索源体”,是这部小说最鲜明的结构特征,显示了阎连科逆叙索源的意向。阎连科在《日光流年》自序里写道:“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平心静气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寻找人初的原生意义,构成了阎连科的写作意图。作者完全颠倒人从出生、成长、变老、死亡的自然顺序,把生命从死亡开始写起,从司马蓝四十岁、三十岁一直倒退到童年,最后回到母亲的子宫。这样,故事就有了丰富的意蕴,将生命消失的故事变为由死转生的故事,通过“索源体”来表达人类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和明知会死仍必须抗争死亡的人类生存价值,探寻人生的原初意义。阎连科对小说结构的创新与探索,开创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新文体——“索源体”,完成了对人生原初意义和价值的深刻思考。

(二)《受活》:“絮言体”

源于对小说结构独特性的执着追求与探索,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开创了“索源体”后,在《受活》中又独创了“絮言体”,由《日光流年》中的注释叙述发展到了《受活》的“絮言”。在《受活》中,“絮言”已然成为一种叙述方式嵌在正文叙述中,已经与正文叙述融为一体,与正文并驾齐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形式——“絮言体”。“所谓‘絮言体’,就是采用絮言来参与叙事,并且成为文本的主干结构的语言组织形式。”絮言既是附在正文之后对前文内容的解释,又作为独立的章节而存在,它的大量使用对正文内容构成了完整的补充,支撑着文本的结构框架。全书八卷三十七章,其中有九章是直接用絮言分别独立成章。恕言既是对正文的注释——注释小说中出现的方言词语,如“受活”、“热雪”、“处地儿”等,又讲述与该词相关的历史事件,展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相关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作者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受活庄的历史、受活庄入社前过的“天堂日
子”和入社后遭受的“铁灾”、“黑灾”、“红难”等。同时,絮言也是独立的与文本相关的故事内容,展示受活庄的历史和相关人物的生活经历,为小说引出了更加广阔的时空背景,与正文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主干结构。

另外,正文和絮言把故事分割成两条线索,一条是现实的、现在的,如县长柳鹰雀希望购买列宁遗体来发展本县经济,遂组织受活庄的残疾人进行绝术表演来筹措“购列款”;一条是历史的、过去的,时间跨度大,从明朝时受活庄的由来,到三四十年代茅枝婆参加红军、在受活庄的经历,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受活庄遭遇的入社、铁灾、大劫年、退社等,为我们展示了受活庄乃至整个中国所经历的历史性事件和生存境遇。这种“絮言体”结构,将现实和历史交织在一起,时间脉络清晰,极大地延长了小说的时间长度,丰富了作品内容,清晰地展现了故事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遭遇。如果小说没有采用絮言结构,通过现实与历史两条线索同时进行叙述,在叙述上难免会造成时空跳跃的凌乱无章,难以形成现实与历史的碰撞,也不会在形式上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日光流年》和《受活》之所以能成为阎连科的代表性作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索源体”和“絮言体”结构的意义。因此,阎连科认为:“好的结构,在小说中是一种力量,也是小说的血肉。”小说的故事、结构构成了文本的双重张力,使叙事产生奇异的效果和力量。阎连科创造性地开创了不同的极具形式感的小说叙事结构,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结构形式,为小说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摘自: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作者:胡辉杰 陈柳姗)

责任编辑: 韦海生,微信公众号:读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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