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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五):如何读懂

五、如何读懂

看得完之外,更重要的是读得懂。今人阅读历代书籍文献,大都需要借助预设的架构观念,而且还是挑拣自己想要的片段,不然的话,很难看懂本来和整体的意思。而各种预设,基本上都是后出外来的,除非穿凿附会,否则与前事本意不相凿枘。

清季以来,朝野上下为了将中西学熔于一炉,经历过纳西学于科举和纳中学于学堂的调整转变,结果等于用西学的架构肢解重组中学,学堂读书逐渐变为读教科书,而教科书的观念体例往往取自域外,不过是外来后人的认识而已。将教科书所说内化为知识,误以为教科书所描述的就是事实,流弊深远。民国时期流行一时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将中国原有书籍统统视为无系统的断简残篇,而非学问的对象,进一步造成强古人以就我的偏向。加上多将前人著述当做史料,不见作者的主观用意,所有的意思必须以后来观念重新认定,更加积重难返。古今之间隔着中外这一重,等于戴上西式有色眼镜,虽然善于借助新进观念方法者对于古籍可能有新的或进一步的解读,可是若生搬硬套,所解读的古籍难免扭曲变形。

如何才能与古人沟通,程度不同,主张各异,如果奢望多数人能够做到,只好翻译成当今通行的语言。如此一来,固然能够起到引起普遍兴趣的作用,可是经过几重的转换,未必符合古人的意思,却容易造成误会。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只要了解大意即可,不必深究,即使有所错误,也无伤大雅。但是对于有心向学之士,就有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自知,以致贻误终生。理解古人的本意,不读书、少读书或读当下懂的书,要想提高读懂的能力就只能是刻舟求剑。书只有读,才可能懂,读得越多,懂的几率越大。将难读难懂的书读懂,阅读能力才会不断提升。恰如发蒙的学童,如果只拿其看得懂的文字作为编辑教材准则,岂非终生目不识丁?

要想读懂文献的本意,避免用后来的观念解读前人前事,必须努力接近作者及其时代,不见古人面,须懂古人心,若需仰视才见,则只能猜来猜去,很难沟通理解。具体做法可以尝试如下几点。

其一,读书先逆行而上,尤其注重民国、清代、两宋、两汉、先秦等关键时代;再顺流而下,回到无的境界,探寻有的发生及其演化。今人以为古典难读,实则经过历代注疏,大都可以通解。当然,也难免掺杂后人的观念意见。先逆上去的好处,一是行文习惯近今,逐层上溯,可以逐渐熟悉,功力不深者或许看得下去;二是可以发觉后人的渐次附加的意思以及前后不一的渊源流变,力求接近前人而不带后来的意识。等到能够回到没有后人附加成分的状态,理解各种学说观念的原生形态,再顺序看下来,可见后人层累叠加的演化。如此,则能够顺时态解读历代文献的本意,进而了解把握各种学说观念发生演化的历史轨迹。

其二,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法,循着前后左右无限延伸的具体联系,了解把握文献的本意与史事的本相。据说当年欧阳渐研治俱舍学,三年不成,后来沈增植告以应从俱舍宗入手,结果三个月即通。此事不仅提示一般读书之道,对于阅读中国文籍,尤为关键。中国素重伦理政治,罕有形而上的抽象思维,各种思想学说,均有具体的时空人等相关因素,要前后左右读书以通语境,由求其古以致求其是,尤其要将影响思想学说生成演化的所有具体要素全面掌握,循序展开相关历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力求在重现史事的进程中呈现思想言说的本意及其流变。如陈寅恪所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这对于主张但凭己意直面文本而欲求其是的高论妄言,可谓当头棒喝。而要将思想还原为历史,解今典究实事至关重要。

其三,要读通篇,知本意。读书应当首先读懂全文本意,不可全当翻检材料。为此,读书要虚怀若谷,力求理解前人通篇的本意,不要设定架构,先入为主,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也就是说,读书是要读出作者的意思,而不能一味挑拣自己想要的材料。若存了前人无本意,不可求的成见,读书再多,也犹如“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六经注我式的强古人以就我,不过是借古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不仅难脱好依傍的积习,而且是看似自信实则自卑的表现。所谓自信,即自以为胜过古人,所谓自卑,则是不敢直言己意,而要托庇于古代圣贤以张大声势。

读不懂典籍又喜欢望文生义地理解域外学说者有两说,一是历史不过人们心中的历史,二是古书无所谓本意。关于前者,其实是误会第一历史与第二历史的分别,史实即所谓第一历史须由历史记述即所谓第二历史加以展现,任何历史记述都不完整,有视差。因此,历史认识与本事只能近真,难以重合。

但这并不能否定历史事实的存在,也无从改变其任何形态。关于后者,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断言:“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他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其四,要由书见人,知人解书。读书应当了解把握作者行事著述的习惯风格,揣摩其人其学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所属时代风尚与人的做派、学的趋向的相关性以及前后变异。理解书的本意不仅以学为断,更以人为判。对不同书的解读要因人而异,若一概而论,则势必肤浅外在。知人与解书应当相辅相成,才能领悟本意。近代崇尚科学化的学人一度批判中国学术不以学分而以人分,其实恰好是研究中国学术的一大关键。学人著述,心中或显或隐的言说对象往往不止一重,心思越是细密繁复,或是故弄玄虚,则言说对象越是复杂,层面越是丰富。阅读此类文献,能够揣摩到哪一层,实在考验读者。若不能层层揭出,领悟其具体所指与要旨所在,读懂本意,便是空话。由于读书不细,或学力不足,看不懂他人著述,又好妄加揣度,常常曲解人意,不仅故意挑剔,甚至深文周纳,借批判以扬名。诸如此类的解读,既不符合文本的纸面意思,距离作者心中所想更加离题万里。有时则明明意思显然,却故意混淆抹杀,非但以狗尾续貂为临门一脚, 还自诩佛头着粪是满树新花。

宋儒和明末清初诸名士,深受佛教和耶稣会士的影响,却要取珠还椟,以免用夷变夏;清季西学东学相继涌入,与中学相互掺杂,发生变异。如此,还须沟通域外,由文本而语境,比较解读,才能得其头绪,条理史料史事可以具有统系且不涉附会。当然,这类书比较难读,仅从字面望文生义,固然隔膜,追究历史渊源,则实证未必是实事,而实事却往往不得实证。

(转自《学术研究》,2013 年第 11 期,作者:桑兵)

责任编辑: 韦海生,微信公众号:读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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