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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四):书多终有读完时

四、书多终有读完时

古今中外的书籍数量庞大,一般读者当然无须尽阅,也无暇博览,无力通读,但是对于有志于学者而言,读完书却不仅是应有的抱负,也是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

读书必须志向高远,才能沉潜持久。钱穆说过:“为学标准贵高,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若先以卑陋自足,则难有远到之望。标准之高低,若多读书自见。所患即以时代群趋为是,不能上窥古人,则终为所囿。从来学者之患无不在是,诚有志者所当时以警惕也。”

有志者事竟成,书再多,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读下去,总有读完终卷之日。况且书籍的形成及其传衍,自有其历史脉络,数量再大,也是有迹可循,而非无法可读。中国历代典籍种类卷帙之多,在世界之林或可称最,可是善读者却说30 岁以后即无书可读,而不得要领者却终生如牛负重。

诚然,今日的国民教育体制,有分段约期递进的时限,教人先读教科书,然后进入专题研究,在大量课程的压力下,即使到博士研究生阶段, 也基本没有阅读教科书或讲义以外的真正读书,更不要说有充裕的时间放眼读书,加之训练有限,学生读书的速度和读懂的能力都明显不足, 一般情况下亦不敢或不愿尝试缓不济急的放眼读书。好在学习阶段,还有老师指导把关,虽然未经博览群书,若得良师随时提示指教,一定程度可以弥补读书的不足,不至于乱读胡解。当然,若是不读书之人教书,横通妄言,势必误人子弟,贻害大众。随着老师宿儒的逝去,由今日通行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人,好以自己的经验为治学的要诀,传授弟子,鼓励其择一前人未曾着手的领域,长期钻研,美其名曰占领制高点。可是在占山为王的取向下,因为没有整体观念,不能衡量高下当否,难免误以洼地为高峰。退一步讲,开垦一座荒山,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否当了山大王就是占领制高点,也大有可议。胡适当年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萧公权便意识到可能出现看朱成碧的误会,主张在大胆假设之前应有一放眼读书的阶段,以免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凡此种种,都表明博而后约不可逾越。拖延越久,则后遗症越重,或举步维艰,或不断重复,或盲目冲撞,学问难以精进。

虽然现代教育体制下很难循着先博而后约的正途大道,无法读完书再做学问,早已让章太炎等人断言大学不出学问,还是应该尽可能多读书,并且设法掌握读书的技能。本科阶段,应该读懂基本书或必读书。各种学问均有基本典籍,熟读大书,又知渊源流变和条理脉络,即可执简御繁。蒙文通认为:“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他。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 此说不乏具体范例,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在成都高等师范时受教于赵熙、林思进、龚道耕等人,他回忆道:“我一生治学的根底和方法,都是和林山腴、龚向农两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他们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并形象地指出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桩子栽得稳,栽得深,满堂的浮萍、百草都会同桩子牵上,乃至水里的小动物也属于这杆桩子了。龚先生还说,由博反约这个约才能成器,不博则不可能有所发现。得林龚二师之教,我在成都高等师范那几年,便好好地读了这些基础书。这点,为我后来的治学,得益确实非浅。”

在保证熟读基本书的基础上,或者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基本书,可以适当放宽阅读范围。放宽不等于盲目随意,最好是围绕研究的题目前后左右延伸。傅斯年曾经批评留学生乱读书:“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读书的时候,也要以问题为单位,去参考书。不然,读一本泛论,再读一本泛论,更读一本泛论,这样下去,后一部书只成了对于前一部书的泻药,最后账上所剩的,和不读差不多。” 理不清条理头绪,犹如一团乱麻,自然分不出轻重主次。

以问题为单位,由博返约,适宜于研究阶段精读西书,但对于新进之人也会产生漫无边际无所适从的困惑。昔人读书,以目录为门径,由目录入手,“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经的目录书,只有《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差足以当之”。这两种书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不少成名学人自修的指引。所谓学海无涯,很难无师自通,没有师承,也只是说不一定拜师入门而已,若无高人指点,大都盲人摸象。为师的作用在于明道,不仅要指示读书治学的一般轨则,更须具体讲究学问整体和各个部分的源流流变。张之洞鉴于“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所编《书目答问》特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清代学人曾经系统整理历代书籍,故“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历代学术经过清人依据清代意识的条理和谱系化,固然添加了清人的时代意识,却也指引了门径和途则。尤其是清代学风受顾炎武等人的影响,反对讲学,鼓励读书,编撰《四库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这样的目录书,使得后学者一书在手,不啻于获得读书的钥匙,可以循序渐进,自学成才。所谓指点迷津,金针度人,此之谓也。

读书须明道,所谓明道,包括人与学的传承的渊源流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能仅仅将目录简单地当做簿记索引看,而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其要旨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窥知门径,可以逐渐登堂入室;其二,把握学问的整体及其来龙去脉的大势;其三,可知全系统与各部分的关系;其四,可辨主干与枝蔓,分别主次轻重,有选择地着重阅读原创性的经典,以求执简御繁。

前贤法古尊圣,以学问为天下公器,著书大都述而不作,着力于注疏解释发挥圣言旨意,真正原创性的典籍,为数有限。这倒不一定是先圣智慧超凡,而是在书写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反复琢磨自然、社会、人生及其相互关系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道理,并以极为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来。即便读书一事,基本要旨既经指出,后人不过领会发挥而已。而且,既然圣言已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而非一家之言的私议,就不必详细注出,也没有所谓著作权的概念。老师宿儒之所以过目成诵者不乏其人,凭借之一即在于熟记原创性典籍。一些中外学人于此有所误解,用当今通行的西式观念,断为前人好抄袭沿用,进而追根寻源,穷追不舍,看似旁征博引,其实形同废词。因此,只要熟读原典,再看其余多数著述,可以如风扫残云一般席卷而过。

古人识字与背书相辅相成,不仅识字快,而且记诵深。循序渐进,终生受用。若有家学渊源,更是锦上添花。所以老辈学人治学,成竹在胸,又能相对地贯通各层面,自然拿捏得当,游刃有余。清季教育革新,推行西式学堂,即使所谓“私塾”,也比照学堂,大加改良,基本典籍不再是一定阶段识字讲书的凭借。古文虽是文言,却讲究声韵,因而读书是要发出声音的,诘屈聱牙,读不顺则文不通。近代改文言为白话,号称我手写我口,读书反而变成默认。缺了童子功,单靠后天弥补,往往事倍功半。由于近代以来西学新知取得压倒优势,中学不得不按照西式分科重新编排安置并据以实施传承教育,误读错解中学的问题一段时期内看似无碍大体,甚至利大于弊,而各种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或许可以提供权通的办法。只是技术的发达不仅不能取代读书,反而更要讲究读书,否则一味仰仗技术进步而不谙读书之法,容易走火入魔。读过书的人利用新技术可以如虎添翼,若是不读书而滥用,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今人大都简单地以为中国传统目录学所言只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科,晚清以来,受到西式分科治学的影响,才将四部与七科相对应。固然, 以为近代学术转型是从四部到七科,很大程度上是误解中西学术及其相互关系的格义附会,但是以为中国固有的目录学只是图书分类,同样受到西式分科治学观念的制约,而对传统学术有所误解。如果目录书起不到提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作用,过去学人能够缘此进学就有些不可思议。关于此节,宋育仁明确指出:“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钱穆也说,不把书籍作学问的对象,其实是过于主观自信的表现。虚心读书,积累系统知识,才是向学的正道。只是今人翻看目录学书籍,大都感觉茫然,只能当作索引找书,很难把握其中指示的系统。而书中有学,因书究学,恰是中国目录学与西式索引本质不同之所在。

(转自《学术研究》,2013 年第 11 期,作者:桑兵)

责任编辑: 韦海生,微信公众号:读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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