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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读书心得》在线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生涯与《卡拉马佐夫兄弟》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父亲是贵族,当时在莫斯科圣·玛丽医院当外科医生。这位小说家似乎一向把自己的贵族身份看得非常重要。他曾为自己在服刑期间被剥夺贵族身份而深感苦恼,一获释便竭力要求几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他恢复身份。不过,俄国贵族制度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贵族头衔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取得,譬如在政府部门谋到适当的职位或者比农民和商人更加富有的人,都可能成为贵族,甚至你自己也可以自封为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实际上属于一般的白领阶层。他父亲是个严厉的人,为了使七个孩子受到良好教育,他把自己的一切享受、甚至闲暇都放弃了。他从孩子们年幼时就开始教育他们如何适应艰苦和不幸,如何承担生活的职责和义务。孩子们一起挤在医院里的两三间医生宿舍里,父亲从来不许他们单独外出,也不给他们零花钱。他们没有任何朋友。父亲除了去医院外,还靠私人开业增加收入,后来便在距莫斯科几百英里的地方买下了一座小小的庄园。从那时起,母亲就带孩子们去那儿度夏,孩子们才尝到自由的滋味。

费多尔16岁时,他们的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把两个年纪较大的儿子,即米哈依尔和费多尔,送到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就读。哥哥米哈依尔因身体太虚弱被校方拒绝,费多尔就只能和他心爱的哥哥分手。他感到孤独和忧郁,父亲不愿、也没法给他钱,所以他连一些必需品如书籍和靴子等也买不起,甚至都没钱交付学校规定的费用。他父亲安置了两个年长的儿子后,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寄放到莫斯科的姨妈处,然后关闭了私人诊所,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住到乡下的庄园里去了。他开始酗酒,对孩子们严厉万分,对家里的农奴更是异常凶残。终于有一天,几个农奴把他杀了。

那是1839年。费多尔虽然对工作缺乏热情,但还算得心应手。那时他已经从学校毕业,并在工程局绘图处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得到了父亲的部分家产,再加上自己的薪水,他一年有五千卢布的收入。他租下一套房间,沉迷于打台球、赌博,往往把口袋里的钱挥霍一空。到了年底,他觉得绘图处的工作像削马铃薯一样单调乏味,就辞职不干了。这时他已经债台高筑。此后,直到他去世为止,他一直负债累累。他是个挥金如土的人,而且积习难改。无度的挥霍常使他陷入绝境,但他从不知道自我克制,性情反复无常。有个对他颇有研究的传记作家后来说,就连他自己都认为,他对金钱的需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只要一觉得自己有了钱,就会不惜一切地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这种积习将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学校读书期间就开始写一个中篇小说,后来当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时,刚好把小说写完,那就是《穷人》。他在文学界只认识一位叫格里戈罗维奇[30]的人,还认识一位叫涅克拉索夫[31]的人。后者曾要他写一篇评论,他却把自己的小说交给了他。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回家,因为他整个晚上都在和几个朋友一起朗读小说,讨论小说创作,直到凌晨四点才步行回到住处。他毫无睡意,就坐在敞开的窗前凝望夜色。突然,一阵门铃声把他惊起。「是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兴奋地冲进屋子,眼睛里满是泪水,还一次又一次地拥抱我。」原来,他们就在那天晚上读了他的小说,还轮流大声朗读,读完后已是深夜,但他们还是决定立刻去找他。「要是他在睡觉也没关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叫醒他,这事比睡觉要重要多。」第二天,涅克拉索夫就把小说手稿送到了当时最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那里。别林斯基读完那篇小说,也像那两个人一样兴奋不已。小说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

他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颇为得意。有个叫巴纳耶娃·戈罗夫耶娃的夫人后来这样描述她对他的印象,当时他应邀到她公寓去做客:「一眼就能看出,新来的客人是个特别羞怯和敏感的年轻人。他长得很瘦小,一头金发,脸色有点病态,小小的灰眼珠不安地从这里转到那里,苍白的嘴唇不停地抽搐。在场的每个客人他几乎都认识,但他却怯生生地不跟任何人交谈。有几个常客甚至想把他赶出去,想以此来提醒他:既然来了,就应该和大家说说话。从那天晚上起,他便常来拜访我们。他的羞怯心理也开始减少;后来,他甚至……热衷于那种完全自相矛盾的辩论,因为在辩论时他可以放纵自己,满口胡言乱语。事实上,即使当他失去自制力、甚至忘乎所以地标榜自己的作家身份、傲慢而自负地自我炫耀时,他仍然带着年轻人的羞怯。换句话说,由于他是从一个灯光耀眼的入口突然登上文学舞台的,加上许多世界一流文学家的大声喝彩,他觉得恍恍惚惚、头昏目眩了。就像一个最为敏感的人,他在那些二流的年轻作家面前无法掩饰自己的得意感……他用夸夸其谈的、过分自豪的口气,在同行面前显示自己不可估量的才能……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怀疑所有的人都想藐视他的天才。他倾听别人的每一句话,每当他认为别人正在狡猾地想贬低他、甚至别人用的某一个词被他认为是在侮辱他时,他便会怒不可遏地马上挑起一场争吵,向他想象中的那个想侮辱他的人发泄自己心头的全部怒火。就这样,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他既不是个平常的客人,也不是一个人人尊敬的贵客。他正踌躇满志,签了合同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和几个中篇小说。他任意挥霍预支的稿费,过起放荡的生活来。朋友们的劝告他不但不听,还和他们争吵不休,甚至对给他过极大帮助的别林斯基也不例外。他不相信人们是「真心诚意赞美他」,他只能自己说服自己,认为自己是天才,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与此同时,他的债务却越来越重,不得不快速写作。他长期以来一直被一种神经性疾病缠绕着,每当发作时,总是担心自己会变疯或者患上肺病。在这种情况下,他写的短篇小说均是失败之作,长篇小说也让人难以卒读。那些曾经对他大为赞赏的人,都开始转而攻击他,并一致认为他的创作生涯已经完结。

果然,他的创作生涯突然中止了。原因是他加入了一个年轻人的秘密小组。这批年轻人由于受当时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试图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想改革俄国的农奴制和书报检查制度。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讨论种种社会问题,但除了讨论,他们根本就没有采取过任何反对当局的行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警察发现了。就在某一天,他们全部被捕,不久又被判处死刑。正当士兵举枪准备执行死刑时,信使送来了把死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的命令。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在鄂木斯克监狱服苦役,为期四年。刑满后,又勒令他去服兵役。就在他被押往彼得堡要塞执行枪决的那天,他曾给哥哥米哈依尔写过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全体被押往谢米洛夫斯基广场,准备执行死刑。十字架送来让我们亲吻,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丧服(白衬衫)也已准备停当,随后命令我们中间的三个站到木栅前去处死。我是这一排的第六个,我们被分成三个组,所以我就在第二组,没几分钟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在这最后时刻,唯有你占据在我的心中。我头一次意识到,我是多么爱你,我最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拥抱帕来斯契耶夫和杜洛夫的时间,他们就站在我的身边,在向我道别。最后,传来了另一个命令,那几个准备到木栅跟前去的人又被带了回来。向我们宣读了文件,说是皇上准许我们活命,又一一宣读了最后判决。只有巴姆一人被完全赦免,他被带到与他的判决相同的那一排人中间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他的一部成功之作里描写了自己在服刑期间的可怕生活。根据他的描述,我们注意到,他作为新囚徒不用两个小时就和那些老囚犯相处得就像家里人一样亲密无间了。他说,如果和贵族老爷们在一起,情况就大不一样,不管他如何谦卑、如何忍耐,或者如何聪明,他们始终会鄙视他、痛恨他,永远不会理解他、信任他,更不会把他看作朋友或者同伴。不过,虽然他在服刑的几年间不再成为众矢之的,却仍然觉得很痛苦,总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感,一种陌生人的感觉。他曾有过短暂的荣耀,现在却连一个像样的绅士都不是了。他的生活就像他的出身一样卑微,既穷困又潦倒。他早先的朋友、现在的难友杜洛夫深受同伴们的爱戴,这使他更觉得孤独和痛苦。之所以会这样,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性格上有弱点,因为他向来就很自负、多疑而且急躁。他在众多同伴中仍觉得孤独,而正是出于孤独,他开始自我反省。「这种精神上的游离,」他写道,「使我有机会回顾过去的生活,剖析自己每一个细小的动机,严肃地、无情地审判自己。」那时他唯一可读的书是《新约圣经》,所以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的每字每句都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宣扬基督教义,他自己(在其性格所能承受的程度上)也开始变得既谦卑又虔诚,甚至对自己身上的普通的人性需求也加以压制。他写道:「不管遇到什么事,你要始终保持谦卑,要想到你过去的生活,想到你将来的生活,想到你自己的灵魂深处是多么的卑鄙、低劣和邪恶。」监狱生活治愈了他的自负和傲慢,他出狱时已不再是一个革命者,而成了一个教权和法律的维护者,同时也成了一个癫痫病人。

苦役期满后,他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另一小镇继续服刑,在那里的驻防部队里服兵役。那里的生活极其艰苦,但是在他看来,这种艰苦生活是对他自身罪孽的应有惩罚。他已得出结论,认定自己曾谋求的社会改革是一大罪孽。他在写给哥哥的信里说:「我不抱怨,这是我自己的十字架,我应该背着它。」1856年,他靠一个老同学为他说情,离开原先的部队,生活稍稍有了改善。他开始交友,还陷入了恋爱,女的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伊沙耶娃,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一个已有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后来死于酗酒和肺病。据说,她是个美貌的金发女人,中等个儿,身材苗条,既高雅又多情。此外,人们对她就几乎一无所知了,只知道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类似的性格:多疑、嫉妒、自怜。他成了她的情人。但不久,她就随丈夫一起迁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另一个边境驿站去了。她丈夫不久便死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她丈夫的死讯后,便立即写信给她,向她求婚。但是,那寡妇却犹豫不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两人都一贫如洗,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这时正倾心于一个「心灵高尚、富有同情心」的牧师——他叫瓦格诺夫,她已成了他的情妇。依然热恋着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为此而嫉妒得发狂,但是他却怀着一种自我贬抑的强烈冲动,也可能是怀着小说家那种把自己当作小说人物看待的幻想,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反应。他郑重宣布,瓦格诺夫是他情同手足的亲密朋友,他要恳求另一个朋友资助瓦格诺夫,使他能和玛丽亚·伊沙耶娃结婚。

不管怎么说,他想扮演的就是一个为挚友的幸福而敢于牺牲自己、即便自己痛苦得心碎也在所不惜的角色,因为相形之下那寡妇就显得更加自私自利了。瓦格诺夫虽然「心灵高尚、富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已升为军官,加上他这种宽宏大量的表现,他竟然成功地使玛丽亚决定嫁给他,而不是瓦格诺夫。他们于1857年结婚。他们没有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到处借钱,直到他再也借不到一文钱为止。他想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但他是个流放的囚犯,必须得到特别许可才能发表作品,而这并非易事。更何况,婚后生活也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归咎于妻子的多疑、抑郁和想人非非,而忘了他自己也是急躁、易怒和神经质的。他开始写一些小说片断,写完就搁到一边,又开始写别的。最后,他只发表了一点点很不重要的东西。

1859年,由于他不断上诉再加上朋友相助,他终于获准回到了圣彼得堡。关于这件事,欧内斯特·西蒙在他《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曾公正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恢复自由,所用的手段是很卑劣的。「他写了几首『爱国诗歌』,一首庆贺亚历山德鲁皇后生日;一首颂扬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还有一首哀悼老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他还写信给一些有权势的人,甚至直接写信给新沙皇,请求赦免。在这些信中,他信誓旦旦地表达了自己对年轻君王的深切爱戴,将其喻为『永放光芒的太阳』。他还发誓说,不管这位君王有何旨意,他都准备为他献身。对他自己的那些『罪行』,他说他随时都准备认罪,还特别强调自己的痛悔之意,说他现在正在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万分,等等。」

他和妻子以及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一起住在京城圣彼得堡,和哥哥米哈依尔一起办了一份刊名为《当代》的文学杂志。他在《当代》上发表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两部小说均获成功。此后两年里,他在经济上逐渐宽裕起来。1862年,他把杂志留给哥哥主办,自己则去西欧旅游。但西欧给他的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巴黎是「最令人厌烦的城市」,那里的人心胸狭窄,爱钱如命;伦敦穷人的惨状和富人虚伪的体面使他感到震惊;他去了意大利,但对意大利艺术毫无兴趣,在佛罗伦萨的一周时间里只是埋头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所以罗马和威尼斯他都没去,就返回俄国了。这期间,他的妻子染上了慢性肺结核。

在去国外旅游前的几个月,当时正好40岁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一个在他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的年轻女子。这个年轻女子叫波琳娜·沙斯洛娃,20岁,还是处女,长得相当漂亮,但她却剪短了头发,还戴着一副黑眼镜,大概是为了让人觉得她有学问吧。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国外回到圣彼得堡后,他们就成了情人。后来,由于投稿人的一篇文章惹了麻烦,《当代》杂志不得不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决定再次出国。出国的理由是治疗癫痫病,这病确实时而发作,但治病却只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他想到威斯巴登去赌博,因为他认为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此外,他也已经和波琳娜·沙斯洛娃约好在巴黎会面。他从杂志的作者基金中借了一笔钱,就离开了俄国。

他在威斯巴登赌得离不开赌台,唯一可使他离开赌台的,是他对波琳娜·沙斯洛娃的炙热的情欲。他们本计划好一起去罗马的,不料这个行为轻佻的年轻女子在巴黎等他时,却和一个西班牙医科大学生发生了风流逸事,而当那个大学生弃她而去后,她又觉得心烦意乱。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是不大会有稳定情绪的,她突然提出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毫无办法,就提出「以兄妹身份」两人同往意大利。她觉得无事可干,也就同意了他的建议。可是,他们却因为缺钱而无法成行,那时他们已经在靠典当衣服度日了。度过「受尽折磨」的几个星期后,他们终于分道扬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俄国,这时他的妻子已病入膏肓。六个月后,她死了。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妻子,那深爱我的人,也是我无比爱恋的人,在莫斯科我们只住了一年的寓所里与世长辞了。整个冬天我一直守在她床边,从未离开过她……我的朋友,她对我的爱是无限的,我对她的爱也难以用言语表达,然而我们的结合却并不幸福。以后等我和你见面时,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只是现在,让我抛开这些,抛开我和她之间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我和她从来就没有失去过相互间的爱恋,我们彼此一向爱得很深,直到我们遭此不幸。我的话你听了也许会觉得奇怪,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高尚的女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爱的表白多少是有点夸大的。那年冬天他曾两次去圣彼得堡,为的是联系有关杂志的事务,因为他和哥哥一起又创办了一份杂志。从这份杂志的情况看,它比《当代》更带偏见,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哥哥米哈依尔患病不久便去世了,留下两万五千卢布的债务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还。此外,他还要赡养哥哥的遗孀和一群孩子,还有哥哥的情妇和私生子也要靠他接济。他虽然从一个有钱的姨妈那里借到了一万卢布,但到1865年,他只能宣布破产。此时,他手里拿着一张一万五千卢布的债据,还有五千卢布的口头债务。他的债主都不是好对付的。为了躲债,他又从杂志的作者基金中借了一笔钱,加上一部长篇小说的预支稿费(他在合同上已定下了交稿日期),便打算再到威斯巴登的赌台上去碰碰运气,同时也可以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见见面。他向她求婚,但她对他的爱恋早已变成了憎恨。人们曾一度猜测她会嫁他的,因为他是个名作家,又是杂志编辑,这些都是她看得上眼的。然而,现在杂志已不复存在,他的外貌也让人难以恭维:头发全秃了,还患有癫痫病;至于他强烈的性欲,更使她觉得难以忍受,甚至厌恶之极。要知道,对于女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就是没有肉体吸引力的男人向她提出性要求。于是,她逃离他,回巴黎去了。他在赌台上输光了所有的钱,甚至把自己的表也典当了。他没有钱买足够的面包,就只好一个人静坐在房间里,以此抑制食欲。这时,他开始写另一本书。他后来说,那本书是在饥饿的鞭笞下和时间的催促中赶写出来的,当时他身无分文,又常常病倒在床,几乎陷于绝境。那本书就是《罪与罚》。

他走投无路,不得不到处求助,甚至只好跑到和他争吵过的、他心底里极其厌恶的特杰涅夫那里去求助,向他借了钱才回到俄国。他仍埋头写《罪与罚》。这时他猛然想起,自己曾立过合同,已定下一本书的交稿日期,而根据那份极不公平的合同,要是他到期交不出稿,出版商就有权不付一文钱稿费出版他往后九年间的全部作品。为了赶写书稿,他听从几个乐观的朋友向他提出的建议,雇用了一个速记员。他和那个速记员一起,只用了二十六天时间就写出了一部名为《赌徒》的长篇小说。那速记员是个20岁的年轻女子,长得一般,但非常能干,又有耐心和献身精神,所以深得他的赞赏。1867年初,他们结了婚。他的亲戚们担心他婚后会减少对他们的接济,所以对这桩婚事大为不满,对他年轻的妻子百般挑剔。为此,同时也为了躲债,她劝他离开俄国。

这次他们在国外足足住了四年。从一开始起,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这是他妻子的名字)就觉得要和这位著名作家一起生活颇不容易。他的癫痫病越发越严重,平时脾气暴躁,遇事态度草率,却又非常自负。他还和旧情人波琳娜·沙斯洛娃恢复了书信往来。对此,可怜的安娜虽然很难坦然处之,但她却是个品格极不平凡的年轻女子,竟然把所有的苦果都咽了下去。他们一起前往巴登,在那里他又陷入狂赌而不可自拔。他又输光了一切,又和过去一样写信给每一个可以求助的人,向他们借钱。然而,只要钱一寄到,便又立刻消失在赌台上。他们典当了所有值钱的物品,还不断地搬家,搬进租费更便宜的公寓,有时甚至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怀孕了。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里写的一段话(当时他刚赢了四千法郎):

「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恳求我满足于这四千法郎,并求我立即离开此地。可是还有补救一切的机会,这机会来得容易,可能性很大。难道不是吗?一个人除了他自己赢钱,又每天看到别人赢了两万或者三万法郎(他是不会看到那些输家的)。谁是圣人?钱对于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而我下的注不仅仅是我输掉的钱,我也输掉了我最后的一点理智,我简直激怒到了顶点。我输了,我当掉了自己的衣服,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也当掉了她所有的东西,甚至她的最后一件小手饰。(她是怎样的一个天使啊!)她给予了我多大的安慰啊!在这可诅咒的巴登,我们不得不栖息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陋室里。她是多么疲倦啊!最后,什么都输光了。(哦,那些德国佬真是卑鄙!他们毫无例外全是放高利贷的,全是些无赖和恶棍。房东知道我们没钱,无处可去,就提高房租。)我们只好逃离巴登了。」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日内瓦,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欣喜若狂。但是他还在赌。他输了钱又后悔莫及,后悔自己简直不可救药,把妻子和孩子急需用的钱也全给赌光了。然而,只要口袋里还有几个法郎,他便忍不住要往赌场跑。他们的孩子出生后三个月便不幸夭折,他悲痛欲绝。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再次怀孕,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像爱第一个孩子那样去爱另一个孩子了。

《罪与罚》出版后大获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写另一部小说——《白痴》。出版商在一个月里给他寄了两百卢布,但仍然未能帮他摆脱困境。他不断地要求预支稿费。《白痴》出版后不尽如人意,他便开始写一部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后来又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英国被称为《群魔》的那部长篇)。

据我所知,这时他们已花完所有的贷款。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妻子和孩子从一个住所搬到另一个住所,他开始思念故乡了。他从未停止过对西欧的厌恶,巴黎的文化和荣耀、舒适的生活、德国的音乐、巍峨的阿尔卑斯山、明媚的瑞士湖、优雅的多斯加尼,还有佛罗伦萨的艺术珍品,这一切他都觉得讨厌。西欧的资产阶级文明在他看来是颓废的、腐败的,而他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陷了进去。「我在这里越来越变得迟钝而褊狭」,他在米兰时这样写道,「我和俄国中断了联系,我缺少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觉得自己若不回俄国,将永远无法完成《群魔》的写作。安娜也渴望回国,就是没有回国的旅费,出版商已经把可以预支的稿费全预支给他们了。出于无奈,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得再向出版商求援。由于《群魔》的前两章已在杂志上发表,出版商担心连载中断,就只好答应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寄去了回国的旅费。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总算回到了圣彼得堡。

那是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50岁,再过十年他便去世了。他成了一名热忱的斯拉夫派成员,一心希望俄国能拯救世界。《群魔》出版后获得了成功,这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大肆攻击了当时的激进派,他的斯拉夫派朋友们为他大声喝彩。他们觉得在政治斗争中可以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反对激进派的改革主张,于是便以优厚报酬委任他主编一份叫《公民》的杂志。他只编了一年就辞职了,原因是他和上司在某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虽然他和他的上司一样都反对改革,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仍不能接受上司的看法。这时,具有实干能力的安娜开始参与丈夫的出版事务,她自己筹资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竟赚了不少钱。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了晚年,经济上相对比较宽裕,而他最后几年的生活也过得比较简朴。他以《作家日记》为题写了一系列随笔,由于这些随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便扮演起了很少有作家愿意扮演的导师和先知角色。与此同时,他又写了长篇小说《少年》和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1881年,在他去世之际,他突然声名鹊起,许多同时代的伟大作家都对他深表敬意,他的葬礼被认为是「圣彼得堡人将永远为此感到痛苦的一个最不寻常的事件」。

以上我大致叙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主要事件,而且尽量不加评论。但是,你仍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个具有异常古怪性格的人。自负是艺术家的职业病,无论作家、画家、音乐家,还是演员,都是有点自负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负却是空前的。他好像从不愿意认真谈论自己或者他人的作品,这也许是因为他太自负,也可能是因为他缺乏自信,就像人们现在所说的「有自卑感」。他生前那么公开地蔑视他的同时代作家,可能也是出自这一原因。一个很自信的人,当然是不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把自己的狱中经历化为忍耐与服从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接受当局对他的「合理」定罪,同时又竭力想自我辩解,那也并非不合逻辑。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在试图赢得人们对他的注意和尊敬时,却把自己贬低到了何等程度!他完全没有自控能力,原因也许就在于他一直受着癫痫痛病的折磨,因为此病一复发他就完全没法控制自己。只要他一激动,不管是理智还是礼仪,都会被他置之度外。所以,他会不顾妻子病重,到巴黎去和波琳娜·沙斯洛娃会面;而当这个行为轻佻的年轻女子抛弃他时,他还会执意想和她结婚。至于他的狂赌,那更加明显地显示出了他的性格弱点。赌博使他越来越陷入贫困。在日内瓦时,他为了给自己和妻子糊口,甚至不惜向人开口借五法郎或者十法郎。

你可能还记得,他为了履行合同而赶写《赌徒》。这部小说虽算不上成功之作,但女主人公波琳娜·阿历克山德罗芙娜却很值得注意,她显然是以波琳娜·沙斯洛娃为原型的。这部小说属于他的早期素描,表现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描写。小说中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地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敏感地写到了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激情,同时也写到了赌徒因受这种激情驱使而遭遇到的种种不幸。你一旦读完此书,也就了解了这样一个人,他尽管感到羞耻,但还是做出了那些使他蒙受不幸的事情:他去追求他不可能得到的女人;他擅自从杂志的作者基金里借钱,不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赌钱;他不断伸手向朋友要钱,尽管他们对此已厌烦透了,但他仍死乞白赖,因为他抵挡不住任何诱惑。他又是个爱出风头的人。实际上,所有的人物,无论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比较不重要的,无论是想干这事或者想干那事,都喜欢标新立异。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地描绘出,怀有卑劣欲望的人也会时来运转。人们围拢过来,望着这个幸运的赌徒,仿佛他是个卓越人物。他们惊叹、赞美,他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他赢了;他为自己的成功所陶醉。他觉得自己是命运的主人,因为他相信他的直觉是绝对正确的:他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运气。

「我只要一显示出我的直觉能力,便能在一小时内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发出赌徒的叫喊,「最伟大的莫过于直觉能力。请记住七个月前我在轮盘赌台上最后一次输钱时的情形。啊,那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有力证明啊!我输光了一切,一切……我走到赌场外,发现外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盾(荷兰货币)。『我得吃点饭』我想。可是走了不到一百步,我改变了主意,决定返回。我把那个盾当作最后的赌注……那时,确实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远离祖国,远离朋友,连有没有饭吃也不知道——我押上了那个盾,仅有的一个盾。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从赌场走了出来,衣袋里装着一百七十个盾。这是事实。这就是最后一个盾有时能起的作用。要是我那时灰心丧气,那会怎样?要是我不敢孤注一掷,又会怎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是由他生前的老朋友斯特拉霍夫撰写的。在撰写期间,他曾给托尔斯泰写过一封信,谈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这封信我作了些删节,翻译如下:

「我一边写,一边得不断地克制自己的厌恶、甚至憎恶情绪……我怎么也不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个善良的或者愉快的人。他是个行为放纵而且充满嫉妒心的坏人。他整个一生都像一头猛兽似的乱冲乱撞,既可笑又可悲。他很聪明,也很邪恶。在瑞士,他曾当着我的面以恶劣透顶的态度对待仆人,最后那仆人实在受不了,大声对他说:『可我也是个人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听了这句话是多么震惊不已!它表明当时在自由瑞士到处有人权思想。我于是写信给一个经常宣扬人性论的朋友,谈了这一情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糟糕的是他还从不忤悔自己的卑劣行为,反而以此自嘘。维斯卡费托夫(一位教授)告诉过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带着吹嘘口吻说,他曾在澡堂里强奸过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是一个家庭女教师带到澡堂来的……但他说这些话时,又表现出一种愚昧的感伤情调,似乎想以此强调他那种夸夸其谈的人道主义梦想。正是这些梦想,是他作品中的基调和主要倾向,也是使人们喜爱这些作品的原因。总而言之,他的所有小说都在竭力为它们的作者开脱,它们表明,即便是最可怖的邪恶也可能和最高尚的感情同时存在……」

确实,他的感伤情调是愚昧的,他的人道主义是夸夸其谈的。

他和「人民」有所交往,但那样的「人民」却是和进步的知识阶层相对立的。他期望俄国有所改变,同时对「人民」的苦难寄予同情。他猛烈攻击激进派,尽管后者一直试图和他改善关系。对于穷人的惨状,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把他们的苦难理想化,并将此理解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建议他们用宗教的象征性安慰来取代实际的改革。

至于那件强奸小女孩的事,当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大为尴尬,所以他们一直表示怀疑。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提到的显然只是道听途说。为了证明这是谣言,他们说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和一个老朋友谈到自己的悔悟之心,那老朋友建议他到自己最憎恨的人面前去自我忏悔,于是他就向特杰涅夫说了那件事。但是,他所说的一切很可能都是虚构的。诚然,他在作品中使用过许多罪恶主题,还有《群魔》中隐隐约约的描写,这些都是颇难处理的。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却无法证明,他所承认的这些丑恶行为都是生活中的事实。我觉得,这很可能和癫痫症引起的幻觉有关,由于这种幻觉非常强烈,他心里往往充满了罪恶感。也可能,他和许多小说家一样,喜欢杜撰一些事情来说明自己有可怕的欲念,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负、多疑、急躁、自私、轻率,他过分谦卑而不可信赖、心胸狭窄却喜欢自我吹嘘。但是,这并不是他性格的全部。他在服刑期间,当有必要时,他会承认自己犯有谋杀罪而且还有偷窃的企图;他知道,对待难友要有勇气,要慷慨大度、慈悲为怀。他还知道,人不是单一的或好或坏,每个人都是高尚与平凡、善良与邪恶的混合物。他是个最不固执的人,富有同情心。当乞丐或者朋友向他伸手要钱时,他从来不会拒绝。即使在他穷极潦倒之时,他仍想方设法积攒一些钱,以便接济他守寡的嫂嫂和哥哥的旧情人,接济他前妻留下的那个酗酒的儿子(他和他其实已毫无关系),接济他的弟弟安德鲁。他们在生活上依赖他,他则是在感情上依赖他们。当他们有求于他而他一时又无法为他们效劳时,他从不抱怨,只是感到抱歉。他深爱他的妻子安娜,始终对她抱着倾慕和敬重的态度,认为她在各方面都胜过他自己。在国外的四年间,他一直很担忧,生怕妻子会对他失去耐心,不愿再和他一起生活。他有爱人之心,也渴望得到他人之爱。他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有那么多缺点,竟然还会有人如此忠贞不渝地爱恋他。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安娜又给了他安宁、欢愉的生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和作家的崇高地位似乎是矛盾的,但我敢说,世上再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伟大的作家了。虽然在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身上都有这样的矛盾,相比之下这种矛盾在作家身上显得最为突出。由于作家的表现手段是语言文字,在他们所说的和他们所做的之间不仅容易产生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显得特别可怕。譬如,雪莱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诗歌中表达了崇高的理想主义,表达了他对自由的酷爱和对一切丑恶现象的憎恨,然而在生活中,他的行为却是那么自我中心,对他人是那么冷漠无情,连他自己也为此感到痛苦。我毫不怀疑有许多作曲家和画家也和雪莱一样自我中心,一样冷漠无情,但当我为他们的乐曲和绘画所倾倒的同时,却不会因为他们的卑劣行为和他们的美妙作品有矛盾而感到不快。我会把这种矛盾看作是天才的独特情况,因为一般说来自我中心虽是每个人在幼儿时期都有的品性,但只有天才到了青春期之后才会保持这种品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病态」。正因为有这种「病态」,他们才比普通人更具旺盛的精力,就像用不加水的肥料种出的瓜比普通的瓜更甜,因为那些有毒的成分反而会使瓜的茎叶长得更加茂盛。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他的自负、急躁和浮夸性格其实远甚于传记作者的描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就是这个人,创造了像阿辽沙这样一个也许是所有小说中最有魅力、最优雅、最善良的人物。也就是这个人,创造了像佐西玛神父这样具有神性的形象。按小说设计,阿辽沙理应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他平淡无奇地出现在小说的第一句话里:「阿历克赛·费道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费道尔·巴夫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费道尔是当时我们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地主,由于他在十三年前死于非命,我们至今还记得他。关于这事我将在适当地方再作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技巧熟练的小说家,他在小说的一开头,似乎在无意中就对阿辽沙这个人物作了明确交代。但是,当我们捧读这本书时却发现,较之于他的弟弟德米特里和伊凡,阿辽沙扮演的倒像是个次要角色,他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似乎对其他人物没有多大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和一群男学生在一起,而这群学生除了衬托阿辽沙可敬可爱的仁慈性格,对小说主题的发展不起任何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据说加涅特的英译本有838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仅有的一部由一些断片组成的长篇小说。他本打算在小说的后几卷里着重写阿辽沙这个人物,计划让他犯下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罪行,后来经过种种波折,最终得到拯救。然而,死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如愿。《卡拉马佐夫兄弟》虽是一些断片,却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旷世之作,雄居于为数不多的小说杰作之巅,即便像《呼啸山庄》和《白鲸》这样的伟大作品也无法与之比肩。这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书,我在这里只是简略地谈到它,其实是不公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本书构思了很长时间,经受了无数痛苦,这是他整个小说创作生涯中写得最痛苦的一部小说,这种痛苦远远超过因生活穷困而带来的种种愁苦。他在这本书里倾注了自己全部的苦闷和疑惑,急切地寻求人类被上帝抛弃的原因,同时一心想找回生活的真谛。但是,我得奉劝读者,不要期待他会给你找到答案,因为一个作家没有这样的权利,也没有这样的义务。《卡拉马佐夫兄弟》也不是一部写实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没有高超的观察才能,也没有逼真地再现事物的天赋。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行为是不能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尺度来衡量的。他们的行为疯狂得难以置信;他们的动机疯狂得不合逻辑。你所看见的这些人物和简·奥斯汀或者福楼拜笔下的那些人物截然不同,他们不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不是作家取自生活并加以精心雕琢的典型人物,而是激情、欲望、淫荡和邪恶的集中表现,是作家本人痛苦而扭曲的病态心理的自然流露。他们既不真实,也不生动,但是一个个都带着生命的节奏在不断地狂舞。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不足之处是过分冗长,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通病,也是他难以克服的缺点。在翻译这部小说时,译者往往会把握不住它那种漫无头绪的文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伟大的小说家,却是个糟糕的文体家。他也没有什么幽默感:那个制造滑稽场面的霍拉科夫夫人写得令人生厌;三个年轻女性,即丽丝、卡德琳娜·伊万诺娃和格鲁申卡,几乎毫无个性,三个人同样歇斯底里,同样心怀叵测;她们既想支配和折磨各自所爱的男人,却又一味地屈从于对方,甘愿在他们手下受罪;她们的行为简直令人费解。我在前面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时,没有提及另外两个多少和他有点暧昧关系的女人,这两个女人虽然在他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但在这部小说中,她们却为他提供了素材。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性好色,性欲强烈;但我并不认为他很了解女人。在他眼里,女人似乎很简单地只有两种:一种是温顺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但往往受到恐吓、虐待和欺骗;另一种是骄傲的、专横的,她们既多情又残忍,往往心怀恶意。很可能,波琳娜·沙斯洛娃在他心目中就属于后一种女人。然而,她越是轻视他甚至折磨他,他却越是爱恋她,因为他喜欢这样的刺激,喜欢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受虐心理。

至于小说的男性人物,倒是经过有力刻画的。老卡拉马佐夫是个头脑糊涂的小丑,他的出场写得很出色;他的私生子斯米尔加科夫是魔鬼的杰作,邪恶的化身;至于阿辽沙,我在前面已经费过一点笔墨了。老恶棍还有两个儿子。德米特里确实属于那种人,可以很明智地把他描写得就像他最最恶毒的敌人一样恶毒。他是个粗俗的、酗酒的、喜欢吹牛的恶棍,不顾一切地肆意挥霍,特别是他一点也不明白自己的钱是怎么得来的,只是愚蠢地胡乱花钱。他那种狂饮暴食的思想像穷学生一样无聊,而他和格鲁申卡的寻欢作乐简直幼稚可笑。他关于荣誉的那些胡言乱语也令人作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我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并不好。因为他太不值得关注。就像大多数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样,他被写成是一个对女人很有吸引力的男人,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写出他到底有怎样的吸引力。在他所做的许多事情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觉得有点意思,那就是他偷钱给他倾心爱慕的格鲁申卡,让格鲁申卡去和别的男人结婚。因为这使我回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曾想为他热恋着的玛丽亚·伊沙耶娃去借钱,好让她和她的情人即那个「心灵高尚,富有同情心」的牧师结婚。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把他那种利己主义者的冷酷心理和色情受虐狂的昏热情绪也赋予了德米特里。我不知道,色情受虐狂是不是他用来维护其自身的一种最好的特殊方式?

我大概有点吹毛求疵了,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我提出了那么多异议,却还要宣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是的,它是最伟大的小说,首先它非常引人入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同时还具有独到的戏剧才能。这两种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是很罕见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是这样一个天才,他善于以戏剧表演的方式讲述小说中的故事。尤其是当他想触动读者内心深处最敏锐的感情时,这样的才能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他先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聚合到一起,让他们讨论一些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然后又设法让你逐渐理解这些问题,最后又用超凡的技巧向你揭示其神秘性。小说中的那些对话虽然冗长,却常常会使你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他善用各种技巧来渲染出一种恐怖的感觉,譬如让某个人物一边说话一边莫名其妙地浑身发抖(他说的话其实并不需要他如此紧张,但他却激动得脸色发青或者发白,还直打哆嗦),使读者情不自禁地集中起注意力,从而注意到原先可能注意不到的东西。这之后,这个人物很可能会真的被某种越轨行为所激怒,他的神经质也就一触即发。这时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而他又不能躲避的话,他便准备接受真正的打击。

然而,这些都纯属技巧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伟大更在于它表现的是重大主题。有不少批评家认为它的主题是寻求上帝;但是,以我之见,与其说是寻求上帝,不如说是讨论人的原罪问题。提到这个问题,我必须引出卡拉马佐夫的第二个儿子伊凡。也许,伊凡并不是这本书里最令人同情的人物,但他最令人感兴趣。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言人,他所表达的观点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基本信念。在「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以及「俄国修道士」等章节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说到,他的这部小说以及小说讨论到的主题是登峰造极的。这个观点在「赞成和反对的论点」的两个段落里表达得尤为明确,因为就在那里,伊凡提出了原罪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对于人类的才智来说,还是对于上帝的仁慈来说,原罪都是使人难以接受的。譬如,孩子何罪之有,他们却也要蒙受种种苦难。成年人受苦受难,似乎还有理由说是因为他们犯有种种罪孽;但无辜的孩子不管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说,都是不应该受苦受难的。对于人类是否由上帝创造、还是上帝由人类创造这样的问题,伊凡不感兴趣,他虽然相信上帝的存在,却拒不相信世上的种种苦难是上帝制造的。他坚持认为,无辜者没有理由要为有罪者的罪孽而和他们一起蒙受苦难,如果无辜者也要蒙受苦难,那么,即便不说上帝不公正,也只能说上帝是不存在的。关于这类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你可以自己去读一下「赞成和反对的论点」那一章。我只想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从未表述过这么强有力的观点,所以写完这一章后,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害怕。他提出的论点是难以辩驳的,然而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的。为了顺从苦难来自上帝的原罪说,他只好把世上所有的邪恶和苦难都看作是美的和善的。「要是你热爱世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那么你的爱将证明,受苦受难是每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尽的道德义务。」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人们相信的人生真谛。在写完「赞成和反对的论点」后,他随即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但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反驳是失败的。那篇文章写得冗长乏味,作为反驳的论点也难以让人信服。总之,原罪问题仍无法解答,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起诉也没有得到回复。

(选自《毛姆读书心得》,作者:毛姆,译者:刘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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