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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读书心得》在线阅读:巴尔扎克其人与《高老头》

在所有为世界增添精神财富的伟大小说家中,我觉得最伟大的是巴尔扎克。他是个天才。有些作家是靠一两本书出名的,这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那么几本被证明具有持久的价值;或许是因为有那么几本书表现出了他们那种来自独特经历或者乖僻性格的灵感;但是,他们很快就江郎才尽了,即便再有作品,也是重复而已。伟大作家的特点就是作品丰富,而巴尔扎克的作品真可谓丰富得惊人。他表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生活,而他描写的领域则像他的祖国一样广阔。他具有极为渊博的人性知识,只有在少数几个方面才稍有欠缺,譬如他对贵族社会、城市工人和农民的了解,就不如对中产阶级如医生、律师、职员、记者、店主和乡村牧师来得熟悉。和所有小说家一样,他与其说善于表现德行,不如说更善于表现罪恶。他有精确细致的观察力,也有非同寻常的创造力。他创造的人物,其数量之多就令人惊叹。

不过,我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的性格并不复杂,既没有令人困惑的矛盾,也没有难言的微妙之处。事实上,他是个极其单纯的人。我甚至都说不上他是否聪明;他的思想是平庸而肤浅的。然而,他却具有一种非凡的创造才能。他就像一种自然力,譬如,像一场汹涌的洪水冲垮堤岸,把所有的一切统统淹没;或者,像一阵咆哮的飓风,刮过宁静的乡村,也刮过喧哗的城市。作为一个为社会绘制肖像的画家,他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不仅像所有小说家(除了纯粹写惊险故事的小说家)那样观察人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还特别注重观察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大多数小说家往往只取一小批人——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加以描写,好像是用放大镜把他们放大了。这样做当然会产生较强烈的效果;不幸的是,也常常会有一种人为的虚假感。一个人不仅有个人生活,同时还要和别人一起生活;在个人生活中,他总是扮演主角,但和别人相处时,他的角色可能很重要,也可能微不足道。你去理发店理发,也许是小事一桩,但也可能成为你或者理发师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万花筒般的生活,对于生活中的混乱、误解和产生重大后果的种种偶然因素,巴尔扎克不仅心领神会,而且有能力把它们生动而逼真地描绘出来。我想,他是第一个注意到人们的经济情况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小说家。他并不满足于说金钱是万恶之源;因为他发现,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恰恰来自于对金钱的渴望和贪婪。在他的小说中,一个个人物都迷恋于金钱,永远是金钱。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拥有漂亮的住宅、漂亮的马匹和漂亮的情妇;为了获取他们希求的东西,一切有用的手段都被认为是正当的。这样的生活目标当然很庸俗无聊,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巴尔扎克的时代相比,情况也差不多。

巴尔扎克年过三十就已成名,如果你在那时碰到他,你会看到这样一个人:矮个子,微微发胖,双肩很宽,胸脯很厚,因而看上去并不显得矮小·,脖子像公牛一样粗而且很白,但脸是红红的,总是带着微笑的厚嘴唇也是红红的,和白白的脖子适成对照;笔挺的鼻子上有两个大大的鼻孔,额头很高;一头浓密的黑头发就像狮子的集毛,不过是往后梳的;有着金色瞳孔的棕色眼睛炯炯有神,很有一点魅力,因而也掩饰掉了一点他的粗俗相貌。他的表情愉快开朗,随和乐观。他精力充沛,如果你和他在一起,会觉得精神爽快。接下去,你可能会注意到他那双好看的手。这是他很引以为自豪的。它们就像主教的手,小小的,白皙而肥胖,指甲是玫瑰色的。如果你是在晚上碰到他的,那你会看到他穿着有金纽扣的蓝色上衣、白色细麻布内衣、黑裤子和白背心,脚上穿着黑色透孔丝抹和漆皮鞋,手上戴着黄手套。不过,要是你在白天碰到他,那一定会觉得很惊讶,因为他这时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旧上衣,裤子上泥迹斑斑,皮鞋也没擦过,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

他的同时代人都认为,他在这一时期还十分天真稚气,招人喜爱。乔治·桑[21]曾说,他笃实得几近羞怯,自信得几近吹牛,很豪爽,也很温厚,但有点古怪,不喝酒,工作起来毫无节制,既容易动情感又很理智,既讲究实际又时常耽于幻想,既轻信又多疑,既平易近人又令人费解。

巴尔扎克的祖上是农民,原姓巴尔沙,但他父亲是个颇有手段的律师,在大革命后平步青云,于是便改姓巴尔扎克。这个老巴尔扎克和一位女继承人结了婚,他们四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即未来的小说家奥诺雷·巴尔扎克,于1799年出生在图尔,当时老巴尔扎克正在那里的一家医院里当管理员。奥诺雷·巴尔扎克在学校调皮捣蛋了几年后,就被父亲送到巴黎,并在那里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三年后,他通过了律师考试,父母建议他把律师作为终身职业,但他公然违抗。他的理想是当个作家。为此家里爆发了一场可怕的争吵。最后,虽然母亲继续反对(他后来一直不喜欢他母亲,因为她太严厉,也太讲求实际),父亲却作出了让步,答应给他一次机会。于是,他开始独自生活。父亲给他的津贴只够勉强糊口,但他决心要试试运气。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写了一部关于克伦威尔的悲剧。他把剧本念给全家人听,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剧本一钱不值。他于是就把剧本寄给一位教授。教授的评语是:写这个剧本的人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就是不要去搞创作。他又气愤又失望,但他下定决心:既然当不成悲剧诗人,就当小说家。他写了两三本小说,显然是学着瓦尔特·司各特、安·瑞德克利夫和拜伦的作品写的,而这时家里却对他作出决定,认为他的写作尝试已告失败,要他马上搭乘公共马车回家。老巴尔扎克此时已经退休,全家正住在离巴黎不远的一个叫维巴利西的小镇上。

他有个朋友,一个三流作家,前来看他,并怂恿他继续写小说。于是,他又写了起来。这样,一连串粗制滥造的东西从他笔下源源而出,有的是他独自写的,有的是和人合写的,还用了各种各样的假名。没人知道他在1821年到1825年之间到底写了多少本书。有的权威人士声称有五十本之多。这些书大多是历史小说,因为在当时,司各特的名声正如日中天,他显然是想借此赶赶浪头。不过,尽管他写的这些东西价值甚微,对他自己却很有用处:它们使他懂得了写小说必须要迅速转换情节才能把读者吸引住,懂得了必须采用人们最关心的那些主题,即爱情、财富、荣誉和生命。也许,它们还使他懂得(他的性格也使他意识到这一点),要使读者喜欢他的作品,他自己必须要有激情,不管他的激情多么浅薄、多么轻浮、多么矫揉造作,但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激情,读者总不免会有所感动的。

当巴尔扎克和家里人一起住在维巴利西镇时,邻居柏尔尼夫人和他很熟。她45岁,父亲是一个曾为玛丽·安东纳特服务过的德国音乐家,丈夫多病易怒。她和丈夫生有八个孩子,还有一个私生子。她和巴尔扎克不久就成了朋友,后来又一度成为他的情妇,不过直到她十四年后去世,她始终是他的朋友。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他像爱情妇一样爱她,同时也从她那里接受他没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抚爱;她不仅是他的情妇,也是他的忠实朋友,只要他需要,她总是无私地给他以忠告、鼓励、帮助和钟爱。

这件风流韵事在镇上引起了流言蜚语,他母亲当然竭力反对自己的儿子去和一个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人纠缠不清。再说,她儿子写的书几乎没有收益,她还为他的前途担忧。这时,有个朋友建议他去经商,他觉得这想法不错。柏尔尼夫人慷慨相助,给了他四万五千法郎(当时约合九千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三万美元),他找了两个合伙人,就搞起出版、印刷和铸字业务来了。但他毫无经商的才能,只会胡乱花钱,甚至把他个人付给裁缝、鞋匠、珠宝商乃至洗衣工的钱也记在公司账上。这样不出三年,公司就停业清理了,欠下的五万法郎的债,最后也只能由他母亲来偿还。不过,这段灾难性的经历却使他掌握了不少商业上的特殊知识,也懂得了不少人情世故。这对于他往后的小说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经商失败后,巴尔扎克去了布列塔尼的一个朋友那里。他的第一部严肃作品、也是他第一次署上真名的作品《舒昂党人》的素材,就是那里获得的。当时他正好30岁,就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大约在二十一年间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创作。他写出的长、中、短篇小说数量惊人。每年,他都要写一至两部长篇小说、十几个中短篇小说。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剧本,这些剧本中的有一些从未被人接受,其余的也大多是可悲的失败之作。有一个时期,他还办了一份报纸,每周出两次,而且大部分稿件都由他自己撰写。

他非常喜欢记笔记,无论到哪里,身边总带着笔记本,只要遇上可能对他有用的事情,或者他自己头脑里产生了某种想法,或者听到别人的某种有趣的看法,他就把它记下来。他在故事中若要写到某种场景,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去作实地考察,有时不惜作长途旅行去看一看他要描绘的某条街道或者某所房子。我发现,他虽然像所有的小说家一样以自己熟悉的人作为模特儿,但总要在他们身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所以他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想象的产物。他对人物的名字十分讲究,常常为此绞尽脑汁,因为他觉得,人物的名字是和他们的性格及外貌息息相关的。

在写作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而且洁身自好。晚饭后不久,他就上床睡觉,到半夜一点由仆人把他叫醒。他起床后穿上洁白的长袍(因为他相信,穿着干净的衣服对创作有利),然后就点起蜡烛,一边喝黑咖啡提神,一边用鹅毛笔疾书。到早晨七点,他放下笔去洗澡,然后躺下休息。大约在八点和九点之间,出版商把校样送来并从他那里取走部分手稿;这之后,他又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吃过一些煮鸡蛋、喝过一些水之后,他又喝大量的黑咖啡;接着,他继续工作到六点才吃晚饭。晚饭很简单,不过他总要喝一点伏芙列酒。若有朋友来访,大多也在这个时候,他和他们聊上一会后,就上床睡觉了。

他不是那种要把一切都考虑周全后才肯动笔的作家。他总是先写出粗略的草稿,然后在草稿上修改,往往增删得很多,甚至变换章节顺序,所以最后交给出版商的手稿总是涂改得难以辨认。等排出校样后,他仍然把它看作是未完成的手稿,还要在上面修改,不仅会增删词语、句子和段落,甚至会增删某些章节。经他改动过的校样再次排出后,他又要在上面修改。这之后,他才同意付印,但仍有附加条件,就是等书出版后,他还有可能要作进一步的修改。由于他一再修改校样,出版商就得增加开支,因此他和出版商之间经常发生争吵。

他长期和出版商或者编辑打交道,这方面的情况当然是很单调乏味的,不过我还是想尽量简短地谈几句,因为这和他的生活以及创作都有直接关系。他是不大讲商业信用的,经常为了预支稿费向某个出版商保证,在某某日期一定交出一部小说稿,然而当他把小说稿匆匆赶写出来之后,往往把自己做过的保证丢到一边,去找另一个出版商谈价钱了。由于他不信守合同,他经常受到起诉,结果是他必须加倍赔偿。为了筹集赔偿费,他不得不到处借债,因为预支给他的稿费早被他用得一干二净了。只要和出版商签订了出书合同(有时虽签了合同,但他根本就没动笔)并得到大笔的预支稿费,他就马上搬进宽敞的住宅,花钱装修,甚至还要买一辆轻便马车和两匹马。他很热衷于布置房间,往往把自己的住处布置得既富丽堂皇又庸俗不堪。他曾雇用了一个马夫、一个厨师和一个男仆,不仅为自己买许多衣服,还要为马夫买号衣;他曾购入大批餐具,餐具上还要有贵族纹章,尽管这纹章根本不属于他,是属于历史上一个姓巴尔扎克的贵族世家的。他不仅僭取了这个贵族姓氏,自称有贵族血统,还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了贵族专用的冠词「德」。

为了支付奢华生活的费用,他还向妹妹、朋友和出版商借钱,而他签署的借据总是不断地延期。他债台高筑,却仍然不停地购买瓷器、家具、绘画、雕像和珠宝;他要印刷商用昂贵的摩洛哥羊皮装订他的书;他买了许多手杖,其中有一支上还镶有绿宝石。有一次他要举行宴会,不惜叫人把整个餐厅重新布置一下。我顺便说一下,他在独自用餐时吃得并不多,但在宴会上,胃口却大得出奇。有一个出版商说,他曾在一次宴会上亲眼看见巴尔扎克吃了一百个牡蛎、十二块炸肉排、一只鸭、一对鹧鸪、一条箬鳎鱼、几道甜点心和十几只梨。所以,不足为怪,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

有时,由于债主逼债逼得太紧,他就只好把许多东西抵押出去;在他的住处,不时会有估价人进进出出——他们是奉债主之命来扣押、估价和拍卖他的家具的。他真是不可救药,借了钱还不知节制地、愚不可及地不断购进各种各样没用的东西。他是个不知耻的借债人,然而,出于对他的天才的钦佩,他的朋友都对他非常慷慨。通常,女人是不愿借钱给人的,但巴尔扎克自有办法从她们那儿借到钱。一个男子汉去向女人借钱总有失风度,巴尔扎克却不以为然,也从不为此感到丝毫内疚。

我们还记得,当初他经商失败后,是他母亲用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为他还清债务的;后来,由于给两个女儿办了嫁妆,他母亲剩下的唯一财产就是她租下的那所房子了。最后,当她发现自己急需用钱而又一筹莫展时,就只好写信向她儿子求救。安德烈·比利在他的《巴尔扎克传》里曾引用过这封信,现在我把它翻译出来:

「我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是1834年11月。信中你同意从1835年4月1日起每季度给我两百法郎付房租和女仆的工资。你知道,我不能过穷困的生活;你声名显赫,生活豪华,和我们境况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你作出过允诺,我想这是你自愿承担的。现在已经是1837年4月,就是说你欠了我两年。你本应给我一千六百法郎,可你只在去年11月给了我五百法郎,样子就像是冷冰冰的慈善施舍。奥诺雷,我这两年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我的钱都用完了。我知道你会说你没有能力支援我,但我用房子作抵押所借的钱贬值了,现在我再也无法筹款,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已典当出去;我已到了这等田地,只好对你说:『给我面包,我的儿子。』我已经几个星期只吃面包了,那也是我那好女婿送给我的;但是,奥诺雷,不能老这样下去;既然你有能力作各种费钱的长途旅行,既花了钱又丢了面子——你回来后由于没能信守协议,你在这里的名声很不好——我一想到这些,心都要碎了!我的儿子,既然你能为自己付得起……情妇、镶嵌宝石的手杖、戒指、银器、家具,你母亲要求你遵守自己的诺言也不为过。我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这样做的,现在这个时刻到了……」

他对这封信的回答是:「我想,您最好来一次巴黎,让我们谈上个把小时。」

对此,我们有什么可说呢?他的传记作家说,天才有自己的权利,巴尔扎克的道德是不能用普通标准来衡量的。这是看法问题。我认为,最好承认他是个极端自私、不讲道德、同时又不够坦率的人。对他的大肆挥霍,人们的最好辩护是:他天生乐观,深信自己的作品能赚到大钱(有一个时期他确实赚了不少);此外,他对生活中的偶然机会充满幻想,相信自己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大发横财。然而,每当他真的去从事某种投机事业时,结果总是债上加债。说实话,他要是真的很有节制、很有心计而且很俭朴的话,也就成不了这样一个作家了。他是个爱炫耀的人,喜欢奢华,不可能不花钱。他像头牛似地苦干,拼命写作,想挣钱还清债务,不幸的是,还没等他还清旧债,他又借上了新债。

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很值得注意,那就是:他只有在债务的压力下才能专心致志地写作。他一直写到脸色发白,疲惫不堪,而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恰恰是他最好的作品;反之,如果有人能创造奇迹,使他不再身陷困境——即估价人不再来打扰他,出版商也不再对他起诉——那么,他的创作活力很可能就会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和任何成功一样,巴尔扎克在文学上的成功也给他带来了新朋友;他充沛的精力和欢快的情绪使他在巴黎各大沙龙中成了受人欢迎的座上宾。卡斯特利侯爵夫人是为他的声望所吸引的一位贵妇人。她的父亲是公爵,她的舅舅也是公爵,而且还是英国国王的直系后裔。她用假名给他写信,他复了信,她再次写信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他去拜访她,他们关系日益密切,不久他就每天都去看她。她肤色白皙,金发,长得花容月貌。他对她爱慕之至。他洒上香水,每天戴上新的黄手套;但这无济于事。他变得急躁不安,开始怀疑她只是在逗弄他。确实,她需要的是一个崇拜者,而不是一个情人。有一个聪明的、而且声名显赫的年轻人拜倒在她脚下,她当然万分得意,但她并不想做他的情妇。

她由她叔父费茨·詹姆斯公爵陪同前往意大利,途中在日内瓦稍作逗留,这时发生了危机。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谁也不知道。巴尔扎克是和侯爵夫人一起去作这次短途旅行的,回来时他神情沮丧。这不难料想,他向她提出最后要求,而她断然拒绝了。他深感屈辱,既痛苦又愤慨,觉得上了大当,便独自返回巴黎。然而,他的小说家不是白当的;他的每次经历,甚至最丢脸的经历,最后都会成为他磨子里的面粉:卡斯特利侯爵夫人从此以后就出现在他的小说中,而且成了那种最轻佻、最放荡、最恶毒的贵族女子的典型。

就在巴尔扎克徒劳地追求卡斯特利侯爵夫人的同时,他收到一封从敖德萨寄来的信。信写得热情洋溢,署名却是「一个外国女人」。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封有着同样署名的信又寄来了。于是,巴尔扎克就在一份可发行到俄国去的法文报纸上登了这样一条启事:「巴尔扎克先生已收到寄给他的信件,但直至今日仍不知该往何处复信,对此他深表遗憾。」写信的人是艾芙琳娜·韩斯卡夫人,一个家财万贯的波兰贵妇人。她32岁,已婚,丈夫的年龄比她大得多。她生过五个孩子,活下来的却只有一个女儿。她看到巴尔扎克的启事后,就着手安排,然后写信告诉他,如果他想给她写信的话,可以写给敖德萨的一个书商,由他转交给她。

这封信激发了巴尔扎克一生中最大的热情。他们开始相互通信,而且信的内容日趋亲昵。巴尔扎克用当时流行的那种夸张的笔调向她披露自己内心的情感,她则报之以同情和爱怜。她住在乌克兰一座巨大的城堡里,周围有五万公顷良田,然而她生性富于幻想,对单调的家庭生活深感厌倦。她崇拜这位作家,对他本人也产生了兴趣。他们相互通信几年后,韩斯卡夫人和她年老的丈夫一起带着女儿、家庭教师和一大群仆人前往瑞士纽夏特尔旅行;事前巴尔扎克已受到邀请,要他去纽夏尔特和她会面。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很有点浪漫色彩。他到了他们约好的那个公园,只见一位夫人坐在长椅上读着一本书。她的一块手帕掉落到地上,他过去帮她捡起来,这时他发现她手里拿着的书正是他写的。他和她说话,原来她就是他要见的女人。

她是个漂亮华贵的妇人,体态丰腴,容貌娇媚,眼睛里秋波荡漾,还有一头秀发和一张可爱的小嘴;他呢,身体肥胖,脸色通红,看上去简直像个屠夫。这使她不免吃了一惊:难道那些热情洋溢而富有诗意的信就是这个男人写的?好在他炯炯有神的眼神和充沛的精力使她十分喜欢。他很快就成了她的情人。过了几个星期,他必须返回巴黎,分手时他们约定,初冬时节再到日内瓦会面。他在圣诞节前抵达日内瓦,在那里和她一起度过了六个星期,在这期间他还写了《德·朗日公爵夫人》。在这部作品中,他把卡斯特利夫人作为模特儿,大大地发泄一通心中的怨气。

回到巴黎后,他和一个叫吉多蓬妮·维斯孔蒂的伯爵夫人邂逅相遇。她是个碧眼金发、妖娆妩媚的英国女人,丈夫懒散而无能,她对他的不忠已是出了名的。巴尔扎克一下子就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在他眼里,她是那样的温柔可爱。不久之后,就有好事者把他们的风流韵事登上了小报的头版,所以此时正在维也纳的韩斯卡夫人很快得知巴尔扎克已另有新欢。她写信痛责他,并宣布准备回到乌克兰去,从此不再见他。这对他来说就如晴天霹雳,因为他一直算计着,等她丈夫一死,他就和她结婚,从而拥有她的百万家产。他借了两千法郎匆匆赶到维也纳去,想和她言归于好。他一路上自称是德·巴尔扎克侯爵,行李上印的是假纹章,还带了个贴身男仆,这就大大增加了旅途费用,因为他有此身份就不能讨价还价,给各种小费也得出手大方。所以他到达维也纳时,已身无分文。韩斯卡夫人见了他更是大加责备,他只好百般辩解,想方设法消除她的怀疑,平息她的怒气。三个星期后,她回乌克兰去了。此后的八年间,他们一直没有见面。

巴尔扎克一回到巴黎,马上又投入了吉多蓬妮·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怀抱。为了她,他比先前更加奢侈无度。他因欠债而被拘捕,她付了一大笔钱才使他免于入狱。从那时起,每当他手头拮据时,她就不时地资助他。1836年,他的第一个情妇伯尔尼夫人去世。他悲痛欲绝,说她是他爱过的唯一的女人;但别人却说,她是唯一爱过他的女人。同年,碧眼金发的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告诉他,她怀孕了,孩子是他的。当这个孩子出生时,她的老好人丈夫说:「嗯,我知道夫人想要个私生子,这回她总算如愿了。」

顺便说一句,这位风流成性的伟大小说家和他的几个情妇总共生过四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他对这些孩子看来都毫无兴趣。他的情妇,除了上述几个,当然还有很多,但我只想提一下其中的一个叫爱琳娜·德·弗莱特的寡妇,因为她和卡斯特利侯爵夫人以及韩斯卡夫人一样,开始也是他的崇拜者。说来有点奇怪,他的五次主要恋爱事件中有三次都是这样开始的。他的恋爱往往有始无终,原因大概也就在于此。因为当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的名气所吸引时,她更多的是想从他们的艳遇获得好处,而不大会有真正的爱情,也不会有任何无私、崇高的感情。爱琳娜就是这样一个受过挫折、却又好出风头的女人,她抓住这一机会满足了自己虚荣心。她和巴尔扎克风流一场,不久便不欢而散了,原因好像是巴尔扎克向她借了一万法郎,为此两人发生了争吵。

巴尔扎克久久期盼着的时刻终于到了。韩斯卡先生于1842年去世。他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他终于要成为富翁了!他终于将摆脱那些还不清的债务了!艾芙琳娜通知他,她丈夫已经去世。然而,紧接着的一封信却告诉他,她不打算和他结婚,因为她不能宽恕他的不忠行为,也不能容忍他的挥霍习性和他的债务。他绝望了。他想到,在维也纳时她曾对他说,她并不期望他在肉体上对她忠实,只要占有他的心。是的,她一直占有着他的心。他对她的言而无信感到愤愤不平。最后,他得出结论,只有见到她,才能重新赢得她。于是经过几次通信,尽管她仍很勉强,他还是动身到圣彼得堡去了——当时她正住在那里。那时他43岁,她42岁,都到了发福的中年。他的估计不错,和他在一起她就变得顺从得多了。他们重叙旧情,又成了一对情人。她又答应和他结婚了。

但是,直到七年后她才真正履行诺言。传记作家对此都大惑不解,她为什么要犹豫那么长时间?其实,理由不难找到:她是位贵妇人,以自己的高贵门第而自豪;她可能觉得,当初做一个名作家的情妇是一回事,现在要做一个粗俗的暴发户的妻子则是另一回事。再说,她的家庭也一定会出于门户之见竭力阻止她去缔结这样一门姻缘的。她还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对女儿往后的社会地位和境况,她也不能不考虑。还有,巴尔扎克的挥霍无度是出了名的,她当然要担心他在婚后会把她的财产挥霍一空。她完全知道,他一直在觊觎着她的钱财,若和他结婚,他就不只是在她的钱包里掏一下,而是要把双手伸进来大把大把地抓取了。她非常富有,她自己也很奢侈,但为自己的享乐花钱和把钱给别人去挥霍,毕竟是不同的。

然而,真正使人奇怪的倒不是她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和巴尔扎克结婚,而是她最后还是和他结了婚。在这期间,他们经常会面,其结果是她怀孕了。他当然感到高兴,不是因为有了孩子,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终于占了上风。于是他要求她马上和他结婚;但她仍下不了决心,就写信告诉他,为了节省开支,她准备回乌克兰去生孩子,结婚的事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说。但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这事发生在1845年,也可能是1846年。反正到1850年,她终于嫁给了他。他去乌克兰和她一起度过了冬天,婚礼也是在那里举行的。

为什么她最终同意了呢?也许是这样的:巴尔扎克因长期从事艰苦的写作工作,他本来很健壮的身体渐渐垮了,后来有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健康状况一下子恶化了。就在他去乌克兰的那年冬天,他病得非常厉害,虽然后来病情有所好转,但情况很明显,他活不长了。也许就是出于对一个垂死的人产生了怜悯之情,她才同意和他结婚的。尽管他不忠实,但他毕竟真心诚意地爱了她这么多年。再说,她是个虔诚的信徒,很可能她的忏悔神父曾劝过她,要她把这种有背习俗的状况合法化。总之,她和他结了婚,一起返回巴黎。他用她的钱买下一幢住宅,布置得非常豪华。她把巨大家产都给了她女儿,自己只留下一笔为数不多的年金。对此,巴尔扎克或许感到很失望,但他至少没有表现出来。

说来令人痛惜,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他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婚姻却并不美满。艾芙琳娜没有使他得到幸福。他再次病倒,而且一病不起了。他于1850年8月17日去世。艾芙琳娜悲痛欲绝,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她已无所留恋,只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和丈夫会面。然而,她不久就有了情人,是一个叫桑·奇古的画家。此人长得丑陋,绰号叫「灰虱」,而且显然不是一个好画家。

巴尔扎克留下了大量作品,我们很难说哪一部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几乎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至少有两三个人物表现出那种原始的激情,而且具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力量。他在塑造这类人物时特别有力;而当他不得不处理那种性格较为复杂的人物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震撼人心的场面描写,在不少作品中还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不过,出于几方面的原因,我还是选择了《高老头》作为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的故事,从头到尾都趣味盎然。巴尔扎克在有些小说中常常会中断故事去发各种各样的议论,但《高老头》总的来说没有这种缺陷。人物的思想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语和行动客观地表现出来的。此外,《高老头》的构思也相当巧妙,小说中的两条线索令人信服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条是高老头的父爱线索,表现出他对两个忘恩负义的女儿的一片痴情;另一条是拉斯蒂涅的闯荡线索,表现出他想在灯红酒绿的巴黎一显身手的勃勃野心。

《高老头》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巴尔扎克在这里首次使用了他那种独特的方法,就是让同一个人物在几部小说中反复出现。要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必须把人物塑造得足以吸引读者,使他们渴望了解那个人物往后的种种经历。在这方面,巴尔扎克异乎寻常地获得了成功。就拿我来说吧,当我读着这部小说时,就非常想了解某些人物的将来,譬如拉斯蒂涅,由于我对他的将来深感兴趣,读的时候也就特别有味。这种方法很有用,可以节省作家的创造力。不过,我觉得巴尔扎克并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采用这种方法的,因为他无需节省创造力,他的创造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我认为,他是觉得这样可以使他的人物显得更为真实,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我们熟悉的人也就是我们反复见到的人此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样有利于他把全部作品编织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因为他想描写的不仅仅是一小批人或者某个阶层的人,甚至都不是一个社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或者说一种文明。他和他的同胞们一样抱有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不管法国遭遇到怎样的灾难,她永远是世界的中心。也许就是出于这一观念,他很自信地认为他有能力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也有能力赋予这个世界以生命,使它活生生地展现出来。

不过,这就要涉及到整个《人间喜剧》了,而我只想谈谈《高老头》。我相信,巴尔扎克是第一个用公寓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家。在他之后,人们就经常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可以使小说家很方便地把各样身世不同的人物放到一起来描写。但是我不知道,有谁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能像在《高老头》里那样成功地运用这种背景。

巴尔扎克的小说开始时总是进展得很慢。他一开始总要详细描写故事发生的那个地方。他显然偏爱这种环境描写,所以他告诉你的总比你想知道的要多;他好像从来没有学会只说必须说的话而不说不必要的话。接着,他还要把人物的外貌、脾气、出身、习惯和缺点都告诉你,在这之后,他才开始讲故事。他在人物身上置入了他自己那种活跃的个性,因此他们并不像现实生活的人那样真实;他们是用浓郁的色调描绘出来的,很显眼,但有时会显得过于花哨,而且紧张、兴奋得不同寻常;尽管如此,他们却是活生生的,很容易使人信以为真。之所以这样,我想是因为巴尔扎克自己对他们也是信以为真的。譬如,在他的好几部小说中都出现过一个叫皮尔训的聪明能干的医生,他在临终时就喊着这个人物的名字:「快把皮尔训叫来!皮尔训会救我的!」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那就是在《高老头》里我们初次遇见了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伏脱冷。这种类型的人物虽然已成熟套,但从未有人把他写得如此生动、如此真实。伏脱冷老谋深算、精力过人而且坚韧不拔,但值得注意的是,巴尔扎克在这部作品中一直没有泄露这个人物的秘密,只是巧妙地暗示出,在他身上有某种阴险邪恶的东西。他看上去既温和又慷慨,既健壮又聪明,而且还很有耐心;你不仅会同情他,而且会佩服他,然而又不可思议地会觉得他有点可怕。像小说中那个出生于外省、却野心勃勃地想在巴黎闯荡的年轻人拉蒂涅一样,你会被他强烈地吸引住;同时,你也会像拉蒂涅一样本能地感觉到不自在。伏脱冷虽然像是个情节剧里的人物,却是巴尔扎克的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一般认为,巴尔扎克的文笔并不高雅。他为人粗俗(其实粗俗也是他的天才的一部分,是不是?),文笔也很粗俗,往往写得冗长啰嗦、矫揉造作而且经常用词不当。著名批评家埃米利·吉盖曾在一本专著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巴尔扎克在趣味、文笔和语法等方面的缺陷。确实,他的有些缺陷是相当明显的,即使没有高深的法语知识的人,也能一眼看出来。这实在令人惊讶。据说,查尔斯·狄更斯的英语文笔也不太好,而有个很有语言修养的俄国人曾告诉我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语文笔也不怎么样,往往写得很随意,很粗糙。世界上迄今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竟然在使用各自的语言时文笔都很糟糕,真是叫人瞠目结舌。看来,文笔精美并不是小说家应有的基本素养;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充沛的精力、丰富的想象力、大胆的创造力、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人性的关注、认识和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文笔精美总比文笔糟糕要好。

(选自《毛姆读书心得》,作者:毛姆,译者:刘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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