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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姆·托宾谈小说创作

现年五十四岁的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是当今文坛非常重要的一位爱尔兰作家。他的创作涵盖小说、非虚构类作品、文学评论以及剧作。此外,他也编纂文集、撰写书评,是一位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曾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纽约等多所大学教授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自 1990 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南方》(The South)以来,他一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大师》(The Master)荣获 2001 年 IMPAC 都柏林文学奖,《大师》和《黑水灯塔船》(The Blackwater Lightship)两度入围布克奖最后决选名单,新作《布鲁克林》则入围
今年布克奖的初选名单。此次,托宾先生到香港担任本届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的评委会主席,并应邀于 11 月初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做两场演讲。

《大师》是您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能谈谈是什么激发您写这样一本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科尔姆·托宾:我十八岁时读了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这本小说的风格和结构深深吸引了我,还有书里层层幽微的秘密和一步步揭示的隐情。主人公的灵性、她丰富的内心生活和抛弃物质、追求精神世界的执著,令我着迷。我喜欢书中描绘的那幅旧欧洲的图景。

在《大师》中,您描写了很多亨利·詹姆斯心里对写作的思考。读者肯定都想知道,它完全是虚构的想象,还是糅合了某些您自己的写作体验?

科尔姆·托宾:我采用了部分自己的写作经验,有的用隐喻的方式写到小说里,有的就直接拿来,变个样子,写进去。当然也有虚构的成分。在写这本小说时,我自己变成了詹姆斯,但我只是偶尔借用自己的回忆和感受。其余时候,当这种做法行不通时,我则发挥自己的想象,或从亨利·詹姆斯的书信和札记中寻找素材。

很明显,您并没全面叙述亨利·詹姆斯的一生,而是选择了他人生的几个时刻和片段。您是怎么进行取舍的?您觉得在《大师》中,主要着眼于詹姆斯哪方面的个性特征,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亨利·詹姆斯?

科尔姆·托宾:我认为我选取了他人生中最至关紧要的阶段。我的意思是,他这个时期的经历,最激动人心,最富戏剧性。那几年里,他遭受了挫折和失望。没有什么比成功更无趣。在 1895 年到 1900 年期间,詹姆斯写作、等待、观察,几乎没一样顺遂。同时,他年纪在变老。从我那本书结束的时间点,之后三年里,他写出了三部杰出的小说。诚如我小说里所写的,他在为那三部作品收集画面,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在创作小说上,以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和写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有什么区别吗?

科尔姆·托宾:我觉得没有区别。小说作者的工作是为读者创造一个角色。不管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都必须动用想象,让读者相信你虚构的故事。如果用的是真人真事,也必须写得令人可信。说来奇怪,大多数真人真事对小说而言,毫无用处。小说会创造属于它自己的真人真事。

您最新的小说《布鲁克林》(Brooklyn)的中文版即将问世。在书中,您极其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一幅纽约 1950 年代的画面。在写这本小说前,您是否做了很多研究?

科尔姆·托宾:过去十五年中,我断断续续在纽约住过,但我没有做太多研究。我想要的故事,是发生在她的内心,而不是在那个城市。我出生于 1955 年,因此 1950 年代距离我并不遥远。在写作期间,我读了一些有关布鲁克林的书,对那里有了很形象的了解。很多时候,一点史实、一句话就够了。然后让它在你脑海中酝酿,直到浮现出完整的氛围。

是什么让您决定以一个移民到美国、在布鲁克林落脚的爱尔兰女孩为主人公,创作出这样一本小说?

科尔姆·托宾:决定这个说法不对。一本小说的成型是个缓慢、逐渐积累的过程。常常是,朦朦胧胧有些想法,徘徊在脑海,或隐隐约约知道。然后逐渐清晰起来。《布鲁克林》源自我十二岁时听到的一则故事,不过只是几句话,讲一个女子离开我长大的那个小镇。可能因为我自己有过异乡的经历,后又重返故乡,所以这个故事在我脑中发展了起来。

您塑造了多位令人难忘的女性,比如在《黑水灯塔船》和《布鲁克林》里,包括《大师》里,透过亨利·詹姆斯的眼睛。您是如何从一个女性的视角进行创作的?以如此敏锐细腻的方式揣摩女性?

科尔姆·托宾:我写了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是从女性的角度,三部是从男性的角度,所以扯平。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具备想象一切的能力,不管年龄、宗教、历史和性别。唯一让我真正觉得困难的,也许是中世纪的欧洲。对我而言,那一直是个谜。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这些女主人公具有某些相似的性格特征,比如《黑水灯塔船》里的海伦(Helen)和《布鲁克林》里的艾莉丝(Eilis),她们都很聪慧独立,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显得沉默被动,特别是在《布鲁克林》里,艾莉丝在与托尼(Tony)谈恋爱时,也显得不那么热烈冲动。

这是您个人对女性的一种观感,还是纯粹出于小说创作的需要?

科尔姆·托宾:我感兴趣的是沉默,人们压抑情感,无法表达或不愿意表达,这中间的戏剧过程。我喜欢在一个场景里,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内容更重要。因此,我笔下的人物都很容易陷入沉默、无言、各种隐忍克制的状态。不管他们是女的或男的。但所有的人物都不一样。我对人没有一个总的看法;我写的是每个想象出来的个体。

《大师》和《布鲁克林》两部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行文风格截然不同。在创作一部小说时,您如何找到恰当的叙述口吻?
科尔姆·托宾:一部小说的开头往往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就像诗人忽然有了一首诗的灵感。你无法真正掌控语言的节奏和基调。一部小说,可能和一个角色一样,存在于你的脑海,但最开始它出现的是节奏,然后你跟随那个节奏。

这是项艰难的工作。不过每本小说都有它自己的调子。

《布鲁克林》质朴优雅的文风令人想起海明威。我在别的地方读到,您曾说,“十六岁时,我读了(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受到强烈的震动,它让我大为吃惊。”您能具体说说海明威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科尔姆·托宾:他(海明威)发现,语言的力量不仅在于实实在在的词汇本身,还存在于单词之间,以及隐藏在句子背后的韵律。他用巧妙的方式,把这种效果最大化。他做的是减法,但他的作品始终充满感情和表现力。

很巧的是,和海明威一样,您也曾从事过新闻工作。您觉得,当记者这段经历,对您后来写小说有没有影响?

科尔姆·托宾:是有影响的。从事新闻工作,令我对读者有了敏锐的触觉,也使我学会观察。当然,不用再为报纸或杂志写文章,也令我感到轻松,我可以发展自己的文体风格,让它富有诗意,又严谨精确,比起新闻写作,这需要更多的尝试和努力。

您对自己的“同志”身份坦承不讳,并曾提到,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过一段黑暗期,当时甚至没有同性恋这个说法。您觉得“同志”这个身份,或是这段黑暗的经历,对您日后的写作和文学事业有无影响?

科尔姆·托宾:我喜欢描写沉默、描写逃避,因为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主题。但事情在变化,而且变得很快。现在,身为“同志”,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个正常的事。我一直知道它没有什么不正常,只不过现在别的人似乎也认同了这一点,这是个好现象。

公开“同志”身份,有没有影响到读者对您作品的接受度,或是评论者对您作品的看法?
科尔姆·托宾:我猜测,可能刚开始读一本书的时候会有,但读完几页后,那个影响就没了。我希望我的作品里看不到我自己。

爱尔兰文学史上有过多位杰出的作家。您觉得自己有否受到他们的影响?

科尔姆·托宾:阅读乔伊斯和叶芝笔下的爱尔兰,以及他们描写的爱尔兰人的故事,令你觉得,自己的经历有了某些特殊含义,这对文学创作有帮助。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学大师,无论如何,我不会把自己与他们去做比较。那样写作起来相对轻松一些。但也不会活在他们的影子里。

在《卫报》的一篇文章里,您提到,您写作时还是用手写的方式,然后把书稿在打字机上打出来。坚持这种传统的写作习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科尔姆·托宾:我喜欢墨水,以及纸张带来的直接感和亲近感。手写的笔迹具有一种纹理,可以说饱含了感情与个性,这是打字无法具备的。

您曾在大学里教过写作。目前,创意写作作为一门专业,不仅在美国成为大热,也发展到其他国家。然而,对写作究竟能不能教,人们还是心存疑虑。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在您的写作课上,您主要教给学生什么?

科尔姆·托宾:这很难说。它不像培养工程师。它教学生读和写,两者的比重是一样的,教他们用批评的态度审视自己的作品,教他们阅读别的书,从中吸收有用的东西。有时,遇到一个有天赋的学生,那真是件快乐的事。你可以教那个学生的,是怎么爱护那份天赋,并给它养料。但天赋本身是不能教的。写作需要天赋。但常常,天赋只是开始的起点,还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认真的态度与不懈的坚持。也许,可以通过好的榜样,来教授这些。

到目前为止,您一共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并创作、编纂了多本非虚构类著作和其他作品。同时,您还为《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文。您是如何保持这么高产的创作力?

科尔姆·托宾:一年中,我有两个月住在西班牙偏僻的比利牛斯(Pyrenees),另外大约两个月,住在爱尔兰海边,那里有栋远离尘嚣的房子。我每天都勤奋工作。通常,一个星期工作七天。此外,我有时出差,在学校教一点课,同时,我是爱尔兰艺术理事会(Arts Council)的成员,所以要去开会。我睡得很多,平时会会朋友。但我尽力保证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来工作。我说的工作,就是写作。

您说过,您不读有关自己作品的书评。同时,作为文学评论家,您也经常写书评。您觉得,您所评论的那些书的作者,是否需要读一读您写的书评?

科尔姆·托宾:不用。这些书评是写给读者看的。我认为,一本书写完后,它属于有可能阅读它的人,而基本上与作者无关。作为作者,你的工作是制造一个客体;它可能耗费心血与情感,你可以踌躇满志,严肃地把它当作一种沟通交流的桥梁。但真正拥有它的不是你,是读者。我是为读者写作。

以前采访李翊云时,她特别提到您写的一篇有关她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的书评。她说,读完那篇文章,让她一下子学到很多关于写小说的东西。你是否期望过作者从您的书评中获得启发?另外,对读者而言,您希望他们从您的书评中得到什么?

科尔姆·托宾:那些文章很长——在五千到八千个单词之间——它们不是单纯就书论书的书评。不是一个给五颗星还是给一颗星的问题,而是要在文章里提出有见地的论述和观点。我发现那是个让自己受用的过程,因为它迫使我有系统地阅读资料、系统地思考问题,好像重新变回一个学生。写完后,在某种意义上,我希望它们能够激发或鼓励读者的兴趣。但这些文章的性质始终是探问式的,而非明确的结论,始终是一种探索。

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吗?您对中国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
科尔姆·托宾:只有笨蛋才对中国不感兴趣。在都柏林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极其温雅有礼,很有教养。我认识的那些中国人,非常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中国本身,令人着迷的地方是近年来它巨大的变化。世界上有些国家,那儿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中国是其中之一。每个去过中国的朋友都向我描述,那里的风景多么优美,人多么友好。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感兴趣的,始终是生活在巨变压力下的个体和他们的遭遇。那么多人迁移到城市里,那么多人,走的路超过他们的父母。哦,对,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

(选自《上海书评》,20091108,作者:张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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