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作家访谈

作家答客问:我为何写作?

阎连科:这个答案会让大家非常失望。我小时候,生命的主题就是革命和饥饿,革命会给我带来无限快乐,不需要学习不需要读书,每天就背一背毛语录。但饥饿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我想了个办法。那时候,有一个作家叫张抗抗,她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她写了一个小说,在 1975
年出版,叫《分界线》。写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内容提要里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那个内容提要说:张抗抗因为写这个小说,由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调到哈尔滨工作了。我突然发现,写一部小说就可以从乡下调到城里,那我为什么不写?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而且非常勤奋。

白天劳动,晚上写小说。每年除夕,父亲母亲都在熬夜烤火,我便坐在煤油灯下写小说。等我离开乡村,到军队当兵时,突然有领导跟我说:“你会写小说?把你写的小说寄给我看看。”我赶快给我哥哥打电话:“快把我写的小说寄过来,有个很高级的领导要看。”过两天,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母亲烧饭烤火,已经把你的小说都烧完了。”这是我最初的写作过程。

章诒和: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小和父辈的朋友在一起。那一群人有徐悲鸿、郭沫若、闻一多、金岳霖、贺麟、茅盾、白崇禧等。我家厨子不错,齐白石特别好吃,所以一到秋天他就来吃螃蟹。他吃完后一星期内必寄一个信封来,里面是一幅巨幅的画。他用画来答谢我们家的那顿饭。这样一群人都有个性,令周围的一切无比生动。那一代人都走了,你现在看看中国党史也好,中华民族共和国国史也好,还是官方所编辑的人物传记也好,都干巴巴的。那些生动的都被过滤掉了,剩下就像骨灰盒前面写的那几条。其实他们远远不是这样。我就是想把父辈的那些故事讲出来。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比较平静和哀伤,因为这些人很多没有好生,也没有好死。我觉得这对上一辈人不太公平了。我没有本事写什么党史、大传记,我只能写这些故事。

焦桐:
我可能是个负面教材。我从小就笨笨的,念国中时,我隔壁是高等学院。看着那些大学生在公园谈恋爱,我从小就立志要读大学。上高中以后,我喜欢文学,可是不知道怎样接触文学。念国中的时候,老师有个坏习惯,总是会在作文后第二周把作文簿带到教室来,朗读那个礼拜最好的作品。每次都想像那是我。当老师抱著作文簿进来时,我就心跳很快,幻想接受表扬时,我要用怎样谦虚的态度来面对大家崇拜的眼光?可是每次我作文都是最后一名。我去偷看作文写得最好的同学,我很惊讶他想像力为什么那么丰富,但我一张纸都写不满就没什么话可说了。我很苦恼,就去问我的好朋友,要怎么样才能写好作文。他说:“多读书啊!”我说我有,像这次英文考试这么困难,全级只有几
个人及格,我还考八十几分。他说我不是让你读课本,是让你读课外书。

我就问他课外书是什么。他觉得我在开玩笑,不理我,然后我就用“我是严肃的”那种表情再问他一次。他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到现在,我仍记得那个眼神:充满著同情,充满著怜悯。他就说了一些世界文学名著的名字,我听都没听过。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说:“我明天带几本借给你看。”我觉得阅读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我什么都不会,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也不敢追,闷得要命又胆小如鼠。

我一读就发现完全没办法回到教科书里面去,深深地着迷了。那个暑假我抱着练习武林秘笈的态度阅读课外书。我记得第一本读的是《约翰克尼斯朵夫》,读了一个假期之后,高二第一个学期写作文,老师就说:“你作文写得不错。你可以代表我们班去参加作文比赛。”我从全班最后一名变成全校第一名,我觉得这个武林秘笈果然有效!我从此更加变本加厉不可救药地迷恋文学作品了。后来把所有积蓄都拿去买书,而且只能买旧书。有一次,我把两天吃饭的钱拿去买书,因为我在高雄逛书店看到一套全集,再加上一本《李白评传》,刚好是我两天餐费,九十块钱,价钱非常合理。

许知远:我大概在十年前开始写作。那时候文学开始衰微了,不论诗歌、小说都很弱,新闻业开始兴起。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都是通过新闻业去表达。现在文化的变化特别大,文学已经跟不上新闻变化的节奏,新闻是更有效的方式,或者是捷径。

所有作家最初写作都是因为虚荣心。我们这一代没有太多动荡,没有经过饥饿,写作只是为了 impress others,要让人记住自己。当时我的梦想是做游荡者,我记得那时看海明威的《流动的圣洁》,一群人跑到巴黎,过著浪荡生活,所以特别渴望将来到世界各地浪荡,但同时骨子里亦希望影响这个社会。慢慢地,我认识到所谓责任或公众性,意识到社会有这么多不公。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越来越封锁,政治高压增加,令我对美和正义有强烈的追求,这追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如果这代人再不说话,就没有人说话了,这是我们的责任。

(选自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座)

责任编辑: 韦海生,微信公众号:读写号

本站文章均标明作者或出处,仅供个人学习之用,如有侵权,请在下方留言,我将尽快删除。

热门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