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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写作这回事》在线阅读:简历(29)

我始终没喜欢过嘉丽·怀特,也始终不相信苏·斯奈尔出让自己的男朋友去跟嘉丽一起参加毕业舞会是出于好意,但我这个故事确实有料,仿佛我一生事业皆系于此。塔碧不知怎的看出了这一点,等我写满五十页单倍行距稿纸的时候,我自己也明白了这点。就一点说吧,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去过嘉丽·怀特的毕业舞会,就绝不会忘记。当然,是那些活下来的人。

《魔女嘉丽》之前我写过三部长篇——《怒火》、《长路漫漫》和《逃生游戏》——这三部小说的英文原名依次是Rage,TheLongWalk,TheRunningMan——,三部后来都出版了。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部是《怒火》,最好的一部很可能是《逃生游戏》。但这几部小说都不曾教会我在《魔女嘉丽》中学到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家对角色的最初认识可能和读者一样是错误的。紧接着就是我认识到,仅仅因为创作困难,不论感情上的原因也罢,想象力缺乏也罢,就中途放弃一部作品,这样的做法不可取。有时候人就得硬着头皮上,哪怕有时候做事力不从心,仿佛坐姿铲屎,使不上劲,但其实干出来的活还不错。

塔碧帮了我不少,她提供的第一条信息是,高中校园里的卫生巾盒子通常都不是投币式的——校长老师们都不希望姑娘们仅仅因为某天上学的时候少带了几毛钱硬币,就得整天裙子粘满血迹走来走去,我老婆这么告诉我说。我也尽力自助,在我的中学生活记忆里挖掘素材(我的教书工作帮不上忙;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六岁,而且身处教桌另外一边,立场就不对),我记起了当初班上最孤僻、挨骂最多的两个女生——回忆她们的样子、她们的举动、她们得到的待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实在是难得探索像这样教人倒胃的领域。

其中一个女生我暂且叫她松德拉。她跟母亲一起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所拖车屋里,还有一条狗叫车打奶酪。松德拉嗓音很不干净利索,忽高忽低,讲话的时候老像嗓子眼里堵着一口浓痰。她不胖,但肉看上去很松,很苍白,就像某些蘑菇下侧的质感。她的头发打着《小孤儿安妮》式的碎卷,贴在长满青春痘的脸颊上。她没有朋友(我猜除了车打奶酪之外没人跟她好)。有一天她妈妈雇我去帮她挪动几件家具的位置。在那间拖车屋的起居室里占据最大空间的是一座真人大小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耶稣眼睛上翻,嘴巴耷拉着,头上的荆棘冕冠下面滴出血来。他全身赤裸,只有一块破布裹在臀部和两腿之间。腰布上方是空瘪的腹部,还有像集中营囚犯一样突出的肋骨。我突然想到,松德拉就是在这位将死的神痛苦的注视之下长大的,这种经历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她成了我看到她的那副样子:胆怯,不讨喜,被排斥,就像只惊恐的小耗子一样在里斯本高中的课堂之间匆匆溜过。

“这是耶稣基督,我的救主,”松德拉的母亲见我盯着看,对我说,“你有没有得救呢?斯蒂夫?”
我赶紧告诉她我得救了,我信基督,可我觉得任凭你再怎么好,这么一位耶稣也绝不会替你说话。痛苦使他失去了理智。你从他脸上能看出来。如果这家伙重回人世,他不大可能会有心施救。

另外一个姑娘我姑且称她嘟蒂·富兰克林,但其他女生都叫她嘟嘟或者杜杜。她的父母只对一件事有热情,就是参加各种比赛。而且他们也很擅长比赛;赢得过各种奇怪的东西,比如一年免费供应的三钻牌神奇金枪鱼罐头,还有杰克·本尼——杰克·本尼是当时的一位电视明星,他在出演的系列片中有一辆旧麦克斯威尔汽车——的麦克斯威尔汽车。那辆车停在德翰姆城西南角他们家房子的左侧,渐渐变成了当地景观的一部分。每隔一两年当地的报纸——《波特兰先驱报》,路易斯顿的《太阳报》,里斯本《周报》——就会做篇稿子报道嘟蒂家人参加各种抽奖、买彩票、礼品大放送赢来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破烂,通常还会配张麦克斯威尔汽车,或是杰克·本尼拿着小提琴的照片,不然就是两样一起的照片。

不管富兰克林一家赢过什么大奖,反正里面没有青少年的衣服。嘟蒂和她哥哥比尔在念高中的头一年半时间里,每天穿的都是同一身衣服:哥哥穿的是黑裤子、短袖格子运动衫,妹妹是黑长裙、灰色及膝袜,配一件无袖白上衣。我说每一天有些读者可能以为我夸张,但是那些在1950到60年代的乡下小镇上长大的人会理解我说的是真的。在我童年时代的德翰姆,生活可没什么色彩粉饰。跟我一起上学的小孩,有的好几个月脖子上的灰都不洗,有的脸上晒伤之后没有治疗,伤痕久久不退,就像干苹果做的洋娃娃脸,皱巴巴挺吓人的,有些小孩上学的时候饭盒里只有几块石头,水壶里除了空气一无所有。那里的生活绝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而是毫无幽默感的穷乡僻壤。

在德翰姆小学,嘟蒂和比尔·富兰克林兄妹过得还算可以,但上了高中就意味着一个更大的环境,对嘟蒂和比尔这样的小孩来说,里斯本高中就意味着嘲讽和毁灭。我们怀着既恐惧又娱乐的心态,眼看着比尔的运动衫渐渐褪色,从短袖往上开始脱线。扣子掉了一个他就拿曲别针代替。裤子膝盖后面破了一道,他用纸条小心涂上跟裤子一样的黑色贴在那里。嘟蒂的无袖白衬衫因为穿得太多,太旧,还有重重汗渍浸泡,变得越来越黄。而且她越发育衣服越小,胸罩的带子越发明显地透出来。其他的女生都取笑她,先是背着她,后来当面取笑她。开始是开玩笑,后来渐渐发展成了羞辱。这事男生并没有参与,我们有比尔(对,我也参与了——参与不多,但我也在其中)。我想嘟蒂受害更甚。女生们不但嘲笑嘟蒂,她们还恨她。嘟蒂的一切她们避之惟恐不及。

高二的圣诞节假期结束之后,嘟蒂盛装返校。那条邋里邋遢长到小腿的黑裙子换成了一条莓红色及膝短裙,破烂的短袜换成了长统丝袜,看起来还不错,因为她终于把腿上旺盛的黑毛剃掉了。那件古老的无袖衫换成了柔软的羊毛衫。她甚至把头发也烫了。嘟蒂突然改头换面,看她的脸你就明白,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攒钱买了新衣服,还是父母给她的圣诞节礼物,又或者经过她苦苦哀求,终于可以拿到零用钱了。这都没关系,因为仅有新衣服什么都改变不了。那天对她的嘲弄格外恶劣。她的同伴们毫无放过她的意思,既然把她扔进这么个盒子,就不许她再出来,她试图挣脱出来就要受到惩罚。我跟她一起上过几堂课,从而得以亲眼目睹嘟蒂的毁灭。我眼看她脸上笑容退去,目光里快乐的闪烁先是淡去,后来彻底熄灭。那天放学的时候,她又变成了圣诞节假期前的那个嘟蒂——一张大白脸上长满雀斑,像鬼魂一样低垂着眼睛,书抱在胸前,匆匆穿行在教室间。

第二天她还穿着新裙子和羊毛衫。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一样。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她还穿着同一身衣服,虽说那时候天气已经很热,过了穿羊毛衫的季节,她的额头上嘴唇上都是汗。自家烫的头发没有再重新做过,那身新衣服开始显得暗淡,没精打采,但是对她的嘲笑已经又回复到了圣诞节假期前的程度,羞辱已经彻底停止了。有人试图越界,所以只好把她打回去,就这么简单。一旦越狱企图被阻止,全体囚犯论功行赏,生活又可以恢复正常了。

我开始写《魔女嘉丽》的时候,松德拉和嘟蒂两个都已不在人世。松德拉后来搬出了德翰姆的拖车屋,脱离了那位濒死救主痛苦的注视目光,搬进了里斯本的一座公寓。她肯定在那附近做过工,也许在某家纺织厂,或者制鞋厂。她患有癫痫,一次发作死掉了。她一个人住,所以当她摔倒在地、头扭的方位有危险时,没有人在一旁帮忙。嘟蒂嫁给了一个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这个人在新英格兰地区有点名气,以懒洋洋慢悠悠的腔调著称。她生了孩子之后——我想是他们俩的第二个孩子——嘟蒂跑到地窖,用一把点22口径的手枪朝自己腹部开了一枪。她很幸运(也许你会说不幸,视你的观点而定),击中了大动脉导致死亡。城里大家说她是因为产后抑郁症,多让人难过啊。而我总是疑心高中生活留下的阴影会不会跟这个有点关系。

我从来也不喜欢嘉丽,她是艾里克·哈里斯和迪兰·克莱伯德——两人是制造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高中校园枪击案的高三学生,他们在射杀13名同学老师、射伤24人之后自杀身亡——的女生版,但是通过松德拉和嘟蒂,我最后终于对她有了些了解。我觉得她可怜,她的同学也可怜,因为曾几何时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本文摘自斯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简历29)

责任编辑: 韦海生,微信公众号:读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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