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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写作这回事》在线阅读:简历(26)

从经济角度来看,两个孩子对大学刚毕业的小夫妻来说实在太多了,小两口一个在洗衣房干活,另外一个在唐恩都乐甜甜圈店打工上中班,勉强维持生计。我们仅有的一点好处是免费赠送的杂志,像《绅士》、《公子》、《亚当》还有《炫》这些——我姨父奥伦管这些叫做“奶子书”。到1972年的时候,这些杂志里呈现的远非只有裸露乳房这么两点,小说渐渐在淡出,但我很幸运,赶上了最后一波。我下班后写作;一度我们住在格鲁弗大街上,离新富兰克林很近,我中午吃饭休息的工夫也会写一点。我这么说大概有点不可置信,有点头悬梁锥刺骨的意思,但其实那没什么大不了——我乐在其中。这些故事虽说有些很阴郁,却让我暂时逃离了老板布鲁克斯先生,还有工头哈里。

哈里在二战期间跌进衣物搅拌机失去了双手(当时他在机器上方清扫房梁,不慎跌落),装了一对钩子作为替代。那家伙爱搞怪,心底里很有点喜剧气质,有时候他会偷偷溜到浴室里,开冷水冲一边的钩子,热水冲另外一边,然后趁你忙着往机器里塞洗涤件的时候溜到你背后,用两只铁钩子钩住你的脖子。我和洛奇曾经颇费了些时日,琢磨哈里到底怎么完成某些特定的卫生间清理工作。“这个,”有一天,当我跟洛奇一起在他的车里喝酒当午饭的时候,他说,“至少他不需要洗手。”

有些时候,尤其是夏天的下午,当我吞盐丸的时候,我会想,自己无非是在重复母亲的生活。通常这种想法会让我觉得很可笑。但是如果我碰巧很疲惫,或者如果又多出些账单却没钱付账的时候,想到这里我会很难过。我会想,我们的生活不该这样过。然后我又会想,半个世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从1970年八月我收到《墓地轮班》的两百块稿费直到1973——74年的那个冬天,我卖给那些男性杂志的故事所得仅够让我们的生活跟救济站之间,时大时小勉强划开些距离(我母亲一辈子都是位共和党人,把她对“靠县里吃饭”的深切恐惧传授给了我,对此塔碧也多少怀有同样的恐惧)。

我对那些日子最深切的记忆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德翰姆我妈家度完周末回到我们在格鲁弗大街的家里——现在想来,要我妈命的癌症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出现症状的。我还有一张那天的照片——妈妈看起来疲惫又开心,坐在门廊里,腿上抱着乔,娜奥米作坚强状站在她身边。可是到了星期天下午娜奥米就没那么坚强了;她耳朵发炎病倒了,发烧烧得温度很高。

那个夏天的下午,下车往自家公寓艰难行进,那是个低迷的时刻。我抱着娜奥米,拎着满满一袋子婴儿用品(奶瓶、润肤露、尿布、睡衣、内衣、袜子),塔碧抱着刚往她身上吐过口水的乔,身后拖着一包脏尿布。我们俩都知道娜奥米需要那种粉红玩意,我们管阿莫西林药水叫粉红玩意。粉红玩意很贵,而我们破产了。完全破产。

我费劲地一手抱着女儿打开了楼下的房门,一边尽力安抚她(她烧得很烫,像块小火炭一样靠在我胸膛上),这时我发现信箱里有个信封露出个头——难得一封周末来信。小两口一般信件不多,除了煤气和电力公司,似乎大家都忘了他们还活在世上。我撕开信封,一面在心里祈祷不要又是一张账单。的确不是。是我在度臻出版公司的朋友们,《绅士》和其他许多高级成人杂志的出版商,他们寄来支票买我的故事《有时他们回来》。那故事很长,我以为哪家都不会买。支票面额是五百美元,无疑是我收到的最大一笔钱。突然之间我们有钱去看医生买一瓶粉红玩意,还可以好好吃一顿周日晚宴。我想,孩子们一睡着,我和塔碧大概立刻亲热了一番。

我想那时候我们有过不少快乐,也经常担惊受怕。我们自己比孩子也大不了多少(俗话这么说的),亲热帮助我们暂时忘却可恶的赤字。我们尽我们所能照顾自己、孩子,还有对方。塔碧穿上粉红色制服去唐恩都乐甜甜圈店里上班,要是有醉鬼来店里喝咖啡闹事,她就叫警察。我替汽车旅馆洗床单,坚持写我的单轨恐怖电影。

(本文摘自斯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简历26)

责任编辑: 韦海生,微信公众号:读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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