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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读书方法种种

从古人的读书事迹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许多读书方法。如诵读、抄读、听读、速读、精读等等,这些读书方法至今对我们读书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国古代不仅童蒙教育以诵读为主,而且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日诵万言”被当作一种读书美德。古代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诵读上下过苦功。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勤于诵读,以致“口舌生疮”;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十三经尽皆背诵”。同样,“诵读”、“读诵”、“讽诵”等词也经常在古代史籍中出现。如倪宽“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汉书》)朱买臣“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汉书》)范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读诵为业”。(《晋书》)等等,不胜枚举。古人之所以文思泉涌,妙语连珠,正是通过诵读,有无数篇文章烂熟于胸,才能有这种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而这,正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抄读就是通过抄录书籍来达到对书籍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或印刷术不很发达而书少难得的时代,人们十分重视抄读。顾炎武谈到过抄读产生的“一变为三”的效应。他从11岁开始抄读约900万字的《资治通鉴》,经三年熟读抄写之后,就有了三本《资治通鉴》,即原本、抄本和心中的一本。古代史籍中还有许多同样的事例,如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拥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三国志》)张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以致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明外史》)他们既可解无书之窘,又可以练习书法,还可以在抄写中加深对书籍的印象,可谓一举数得。不过。现代人是很少去抄读了,因为抄书太费时间,而且也有抑制思考的副作用。然而,作读书笔记、摘录卡片等读书方式却依然有着古人抄读的痕迹。
  
对于因某些条件限制而不能阅读者来说,听读,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读书方法。如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晋书》)王冕“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忘其牛”。(《明外史》)胡旦“喜读书,既丧明,犹令人诵经史,隐儿听之不少辍”。(《宋史》)他们或因眼睛失明,或因无书可读,或因不识字而不能读,但他们克服这些困难,想方设法地读书,勤奋学习竟到这种程度。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过:“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就是说读书要精读。精读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之一。关于精读,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如田敏认为“读书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宋史》)何涉“案上惟置一书,读之自首至尾,正错校字,以至读终。未终卷,誓不他读”。(《明道杂志》)苏轼“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田居乙记》)确实,对于一些名篇,学习价值高,内容精粹,言简意赅,非精读不能掌握全书的要点、难点。古人所说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意思。

责任编辑: 韦海生,微信公众号:读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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